东夷莒地医疗养生文化探源

 

 

东夷莒地医疗养生文化探源

1977年,莒县陵阳河遗陵阳河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出土的砭石工具

莒疗-——古老而又现代实用的康养技术。

莒疗根植莒地,繁衍中外,有着突出的地域学科特色,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经络理论为指导,砭、针、灸、药、按跷、导引等传承技术为载体的疗法。

莒疗——六法之源

莒疗,是莒地古人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的一门古老的学科。早在7000年前,莒地的东夷人就利用阳光、砭石、石针、水和按摩等防治疾病维护健康。《黄帝内经》的《异法方宜论》篇有这样的记载:“砭石者,亦从东方来。”现代人对 莒地砭石与中医针灸的起源也做了深入的探究与考证。

1977年,莒县陵阳河遗陵阳河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出土的砭石工具,就有关专家鉴定就是针灸工具的前身,同时也为研究内经记载和莒人早在5000年前就已开始使用针灸治病,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莒地砭石针灸这种方法养生治病,经过长期的不断改进,不仅在解除人类某些重要疾病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同时也为我国医药科学中的砭、针、灸、药、按跷、导引等六法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莒疗——特色鲜明

莒疗,根植莒地在传承发展过程中,有着突出的地域学科特色,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经络理论为指导的疗法。

莒疗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脏腑之间在生理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同时我们又是自然界中的一份子。

黄帝内经(素问篇)详述了攻达(针灸)、角(拔罐)、药熨(温热)、导引(呼吸体操)、按蹻(按摩)、浸渍发汗(水疗)等物理疗法。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常用针灸、砭石、熨贴、按摩等治病。

莒疗——源远流长

莒疗源自古老的莒地,传承民间7000年,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传承文化。当今,莒疗在莒地文化积淀丰厚,在民间影响深远,传承种类颇多,但是成型的专著和资料少见。其中,莒北泰和堂传书中有莒疗方面的专著;传人中有莒疗技术见长者。

 

莒北泰和堂是莒疗传承地之一

莒北泰和堂,是莒地医疗术的传承者之一。

莒北泰和堂原址地处于莒地北部,现在的莒县、沂水县、诸城市交界的孟疃村,是解放战争时期原莒北县的一家古老药店。从明到清至民国,1947年孟良崮战役后,承接伤员疗养;后合营,成为筹建中的莒北县医院;再后,后因撤县分流。

莒北莒北泰和堂悬壶莒地四百年,有雄厚的医疗智慧和中医药资源、技术、知识、文化的积淀;更有传承自莒地莒人以砭、针、灸、药、导引、按跷为基础的莒疗外治技艺。

莒北泰和堂,在漫长的行医过程中,以古代莒疗外治技术为基础,经络学识为指导,地域文化认知为阵地,薪火相传,在弘扬和发展中保持和坚守,莒人莒疗这一具有悠久历史,鲜明族群特色和地域特点的古老医学学科技术。

 

莒地介绍

莒为地名始自原始社会的莒部落。《说文解字》载:“齐谓芋为莒”。因莒地盛产莒(芋),莒人食莒(芋),故以“莒”为部落名。莒地,约指沭河、潍河上游以东的鲁东南近海沿海地区,包括莒县、沂水、沂南、临沂、日照、五莲、诸城、胶南等县市,春秋时期,上述各地全部或部分属莒国版图。

 

 

莒地觅踪

 

目录:

1、莒地在那里

2莒地文化源于40万年前

3试论莒地古文化古城古国

45000多年前,莒地集齐了文明三要素

5莒地砭石与中医针灸的起源探究

6毋忘在莒:莒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

7浅谈史前莒地古文化

8从莒地岩画看东夷人的崇日文化

9千年追风:一个东夷莒国的源起

10齐鲁文化的根基是东夷文化

11、什么是“古东夷人”?

 

 

 

莒地在那里?

 

莒地,约指沭河、潍河上游以东的鲁东南近海沿海地区,包括莒县、沂水、沂南、临沂、日照、五莲、诸城、胶南等县市,春秋时期,上述各地全部或部分属莒国版图。

另有说法认为,文化意义上的莒地,约指沂河、沭河、潍河上游以东的鲁东南近海沿海地区,包括今天的莒县、沂水、沂南、莒南、临沭、东港、五莲、诸城、胶南、以及江苏的赣榆等县市。

莒县、莒南两个县都是古莒国的,1941年前莒县、莒南还没分离。日照1985年建市,莒县1993年划于日照,而莒南仍属临沂。

莒地历史悠久,为上古东方先民太吴伏羲氏的发迹地之一,有巢氏、神农氏、少吴氏、共工氏等部落氏族相继在此处“殖民启宇”,繁衍生息。并陆续在莒地建立过众多的城国或方国,为创造莒地文化和东夷文化以及华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商代,莒地属青州姑幕国;周代,莒地属青州莒国。在周武王克殷后,由于对周的降服,得到周王朝的承认。周武王十三年封兹舆期为莒国国君,让莒部落方国以莒子国的地位皇眯续存存下去.

莒国疆域,在“武王封兹舆期于莒,都计”时,齐、鲁两大国始建,尚未争夺莒国属地。所以,西周到春秋时期,莒国疆域相当辽阔。拥有以都城计为中心的向西、向南、向东的大片领土,向北也有相当的势力范围。此时莒国疆域应是最大时期。在春秋初从计迁莒后,莒国国势正强。莒不断与齐、鲁等大国会盟,还对周围九国不断发动战争,甚至与西邻鲁国争城掠地。当时经常有邻国国君和士大夫奔莒避难。“勿忘在莒”的典故,流传千古。

到春秋中后期,国内混乱,政治腐败,国势日弱,疆域屡遭蚕食,日渐缩小。

莒国从周初被封,世代延续。据《汉书•地理志》载:“莒,故国,赢姓,三十世为楚所灭。”《重修菖志》载:莒国“二十三传为楚所灭”。莒从封国到被灭二十三传,存国时间长达600多年,其中以莒为都城的时间达300年。

在秦统一六国后,“莒子之国,秦始皇县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始将原莒国之地改称莒县,属琅琊郡。县境北邻诸(今诸城西南),西至蒙(今蒙阴西),南邻阳(今沂南县南),东靠海。

西汉初,莒县属兖州刺史部落阳郡。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为齐国属县。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二年),以朱虚侯刘章与大臣共诛诸吕有功而封为城阳王,都莒,领莒、阳都、东安、卢四县。城阳国九世十传,享国186年。东汉初年,莒隶属徐州刺史部琅琊郡。公元41年(建武十七年)属琅琊国,以莒为国都,传七世而终。

秦汉以后,莒县建置变动频繁,先后为郡、为州、为县,屡有升降;县境亦多有变动,但始终是鲁东南沿海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1959年以后,县境范围基本稳定。莒县地处山东省东南部,日照市西部。西界沂水、沂南,东邻东港区、五莲县,北接诸城、安丘,南毗莒南。

另需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城阳区与莒县别称城阳的渊源关系。战国以前即墨属莒国的属地,青岛是即墨的一个小村庄。汉初在莒地设城阳国--属藩王国,地域包括今沂水,沂南,莒南,日照东北部,胶州等青岛南部,潍坊西南部……后汉武帝撤藩国改城阳郡。所以莒县的有一个别称叫城阳。在后城阳郡因战争被毁,改琅琊郡,郡首府在胶州,不久首府重迁回莒。而青岛的城阳区,是从即墨分出来的,因在不其(古县名)城南得名。另有人说莒国初都计斤,后迁到莒县。(计斤位于现在胶州西南,胶州与青岛城阳区紧挨着。)城阳区就是在那时的地名遗留下来的。

(摘自杨新华编著《勿忘在莒》,并有所增补)

 

 

 

 山东:莒地文化源于40万年前

 

古莒地当今之青岛、潍坊、日照和临沂地区之间,大体处于沂沭潍三河之中上游流域,自1978年至1988的10年之间,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并对发掘和其有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果显著,现将其主要收获按时代顺序加以简述:

一、莒地文化的源头

莒之早期文化纵向发展的最早源头,是鲁山深处所发现的沂源猿人化石,和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文化。1981年10月,在莒县西北边陲沂源县土门镇鲁山之阳,骑子鞍山东南麓的一个裂隙中,发现了一个猿人头盖骨化石。继之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猿人化石,有头盖骨1块、眉骨2块、肱、肋、股骨各1块和牙齿6枚。所有这些化石约分属两个成年猿人的个体,其眉骨的粗壮和牙齿的原始性与北京猿人近似。同时还出土一些肿骨鹿、李氏野猪、巨河狸、梅氏犀牛、鬣狗等动物骨骼化石,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中期①。据估计,沂源人化石距今约40万年左右。这是山东地区首次发现猿人化石,填补了我国猿人地理分布上的一个空白,将莒地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40万年。由于人种和地缘的关系,我们虽不能视此种猿人即为东方夷人的直系祖先,但仍可认为,他们和以后在此同一地区繁衍生长的东夷文化,有密切的传承关系。

这个命题的提出,不仅依赖于沂源猿人这一孤证,而且还通过对该地区考古发掘的,相对集中的大批旧石器文化遗址,进行考证得出来的。

1983年在沂水县西北诸葛乡范家旺村,有一南洼洞,高3.6米、宽5米、深14米,系石灰岩溶洞,在此采集到7件石灰岩质石核、石片和砍砸器,同时出土动物化石葛氏斑鹿,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中期①。据岩洞规模和残存堆积考察,此洞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一处居住遗址。

1983年,日照市北丝山乡的秦家官庄,发现了一片红黄色土状堆积,厚达10余米,有3层,试掘中在第2层的底部出土10件打制刮削器和砍砸器,石质为板岩、脉石英和石英,制作为锤击打片、单向修理为主,被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②。

1981年于沂源县土门镇芝芳柏坪山北坡,发现一石灰岩溶洞,名曰上崖洞。洞口面南,高6米、宽2米、进深1000米,旧石器遗址位于近洞口处,采集到50多件旧石器,多为石英岩质,均以直接打击法制作,单面修理,有明显使用痕迹。器种有尖状器、刮削器和石核。据推断遗址距今约七八万年③。

在沂水县西南部的湖埠村西北,沂河之东有石灰岩小岭,1983年在这里采集到粗大的打制石器12件,其中刮削器、砍砸器、石核和石球等,石质为石英石和砂岩,均用直接打击法制作④。其原料、器类、特征都与上崖洞晚期旧石器相似,当属旧石器晚期文化遗物。这些遗存物集中分布在沂、沭河的上中游地区,证明这个地区,存在着一个长达几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体系。可称之为“沂沭旧石器文化”。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文化分布上的一个空白,为研究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尤其是为研究东夷文化的起源,勾画出该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更显得意义重大而突出。

二、细石器时代

莒地细石器遗存于1982年在临沂凤凰岭首次发现。此后两年,在沂沭河流域开展了以细石器为中心的专题调查。在临沂市的汤头镇和城东的青峰岭;莒县长岭乡坡子、大官庄乡的大官庄和陈家屯;沂水、莒南等地,陆续发现了众多细石器地点和遗址,总数达七十处之多,主要分布在沂沭河中游地带的丘岭之上。虽点较多,但品种、制造工艺和质地方面大体一致,似可暂称之为“沂沭细石器文化”。

沂沭细石器分石核器和石片器两类。前者有船底形、楔形、锥形、棱柱形、漏斗形等多种形状的的石核。后者有拇指盖状、圆头龟状及斧状刮削器,小石片刮削器、斜刃刮削器、尖状器、凿形器、舌形器等。一些代表器物如船底形、楔形、扇面形石核及拇指盖状刮削器等已较定形。石质主要有石英、燧石变质岩和水晶等。多采用直接打击法产生石片,再用间接法修整,多数采用单面加工,压制技术较熟练;不少器物第二步加工时也用直接法;直接法和间接法互使用是沂沭细石器文化的一个特点。

沂沭细石器文化的年代虽未经科学测定,但其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之末至全新世之初这个阶段,由于未发现陶片和磨制石器,据张学海先生推断,其绝对年代在1万年左右至3万年。其早期遗存已进入旧石器时代之末,晚期遗存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是山东最早的无陶器新石器文化。它可能是由沂沭旧石器文化直接发展而成,它是继沂源猿人“沂、沭旧石器文化”的发现之后,山东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突破性成果。细石器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东方滨海地区分布地理上的空白,而更重要的则是研究东方滨海的关系之根本条件最突出的物证。

三、新石器文化

新石器时代莒地区域相当繁荣,已发现的这个时期的遗址达数百处,遍布沂沭淮河流域,仅莒县就发现120余处。经正式发掘的重要遗址有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临沂大范庄,日照两城镇、东海峪、尧王城等遗址。通过发掘,莒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已经明确,其顺序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陵阳河遗址位于莒城东10里,总面积为50万平方米。1957年发现,1963年和1979年两次清理发掘墓葬45座;在距陵阳河北7公里的大朱家村遗址清理墓葬50座;在距陵阳河西1.5公里的杭头遗址清理墓葬5座。出土随葬品千余件,随葬品中有大量酒器。陵阳河第19号墓中出土一件陶质牛角形号,吹之声闻数里,是大汶口文化以前考古史上仅有的发现,极为罕见。墓主生前当有特殊身份,它象征着东夷民族已经出现了军事领袖。这批墓葬属大汶口文化晚期,墓的规模大小不一,随葬品多寡悬殊,反映了社会贫富差别。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大中型墓葬中有随葬厚胎大口尊,其外上部刻划“图像文字”,目前莒县已有3处遗址发现图像文字20个。相同者有4个,字体工整、严谨。可见这些图像文字已定型化。已故于省吾、唐兰等先生则认为是早于甲骨文的文字。该遗址属大汶口文化,同时还出土两件酷似鸟形的双銴鬶和诸多鸟头盖钮的高柄杯等,这些器形的出土,对研究古代“鸟图腾崇拜”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大范庄遗址位于临沂相公镇1华里处,面积5万平方米。出土器物有蛋壳黑陶杯、陶鬶、背壶、陶鼎、陶瓶等。器物通体黑亮,尤其蛋壳陶杯,造型优美,质地细腻,堪称原始制陶之精品,文物之瑰宝。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个遗址是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遗存。

两城镇遗址位于日照市两城镇西北岭,是一处背山面海的遗址,面积约90万平方米,1936年由尹达、梁思永先生发掘,清理墓葬50余座,出土石器有石斧、石凿、石刀、石镞等;陶器有蛋壳黑陶杯、红陶档、陶鬶、陶鼎、缸、盆等器物。这些器物长期以来被作为典型的龙山文化器物。

日照东海峪遗址与两城镇遗址相距不远。面积约40万平方米。分上、中、下三个文化层,互相叠压。下层是大汶口文化晚期,上层是龙山文化,而中文化层显示了由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发展的过渡形态。如大汶口文化黑陶高柄杯,经过这一期的蛋壳高柄杯,发展为龙山文化宽沿蛋壳杯。从而为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找到了证据。根据古史传说这一地区主要居住着东夷部族,它同中原夏族有密切的关系,又有不同的文化和风俗。因而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很可能是东夷诸部落远古文化发展的先后两个阶段。

尧王城遗址位于日照市高兴乡尧王城村西,面积52万平方米,遗址内涵丰富,曾出土石刀、石斧、陶鬶、陶鼎等大量文物,还发现了成正方形的房基建筑,边长3至4米,墙厚0.4米,用粘黄土坯砌成,墙壁内外均涂泥面,为研究新石器时代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遍布莒地,依炭十四测定并经校正这一文化谱系的年代,距今7300年至4000年左右,前后延续3500年,莒地在新石器时代已是泰沂文化区的中心。

自岳石文化确立以来,改变了夏代山东地区文化面貌不清晰的状况。它是龙山文化的延续。其范围以山东为中心,南面包括江苏淮北,北部可能进入河北,东北抵达辽东半岛的大部地区,有同山东龙山文化基本一致的分布范围,莒地岳石文化遗址可谓比比皆是,多数和龙山文化重叠在一起。仅莒县就有塘子、陵阳河、桃园、八里庄子、三角汪、上峪等10处遗址。

塘子遗址位于莒城东北3公里塘子村东300米处。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出土器物有豆、簋、罐等,其特点以夹砂陶和泥质黑灰陶两大类。夹砂陶色不纯,火候低质易碎。陶器的陶胎器重,器表多素面磨光,常见纹饰有附加堆纹、弦纹、刻划纹、压印纹等,同时还保存着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三镂孔纹。石器为半月牙形双孔石刀、扁平铲为特征。岳石文化还发现了小刀、锥、镞等青铜小件,是山东一带的早期青铜的文化。

四、岳石文化和商周遗存

岳石文化在莒地的大量发现,填补了莒地古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段空白,使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有机的接连在一起,形成海岱之间莒地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完整谱系,为这个地区文化史、文化传统和历史状况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科学资料。岳石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把夏代古文化、民族关系、尤其是夏夷、夷商关系及历史状况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⑤。

莒地1988年文物普查时,商代遗址亦多有发现,仅莒县就发现商代遗址8处,还有一些直接坐落于新石器遗址之上。主要遗址有:莒县栗林、大塘坊、庄家山、后横山;苍山县的东高尧;费县等地,分布范围很广泛。陶器主要有厚胎宽沿鬲、素面鬲等,保留传统之因素。1981年秋,北京文物工作队从北京铜厂拣选出传为山东费县出土的28件商代青铜器,其中带铭文者20余件,铭文内容为“举皻”⑥,这批青铜器的数量多而种类全,绝大多数带铭文,且内容相同。由其组合情况来推断,系出自墓葬。包括礼器和兵器两大类。礼器的有鼎、甗、簋、豆、爵、觚、觯、斝、尊、卣、罍、盉、盘等。金文中的“皻举”乃为二族,孙敬明先生云:“举为商代古老部族,皻乃由其为衍而来,两者同属一器,可见之分衍过程。”卜辞中凡数十条与商王伐皻有关。由此证明,在商代古国中国力之强盛。

由上可见,当时莒国有发达的青铜文化,不但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优厚传承,而且还有殷商文化很多相同之处。亦说明它们之间的文化交融有其悠久的历史。尤其传出费县商代青铜器中所谓的铜豆诸器,颇具地方特色,若再下接其绵绵细流,则于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中出土的莒国自铭曰簋的诸件器物,察其源流,这应是莒地文化中的突出特点之一。

两周时期,经过考古调查,周代遗址,已发掘的主要有:钱家屯、天井汪、老龙腰、柳清河、于家沟、沂水刘家店子、临沂凤凰岭等遗址。

钱家屯遗址位于莒故城北1公里处,1982年进行过抢救性发掘,清理西周至战国墓葬50座,出土器物有鬲、豆、罍、罐、铜剑等,同时从几个龙山文化的灰坑中出土的陶甗、豆盆等器物。该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有龙山文化、西周、东周等几个时期的遗存。 #9%

1963年在莒城东北25里的天井汪出土了22件形体较大的青铜器,应是莒国墓葬。其中列鼎7件(盖鼎1件),罍2件,壶、匏壶、盘各1件,又有编钟6件、镈3件,但都没有铭文,其墓主身份很难推断。从其出土的铜罍、鼎的造型风格及诸器的组合特点,虽无铭文自报家门,但较之其他有铭文者,它们属莒器无疑。

1975年在莒城南30公里的老龙腰发现了2座春秋时期的莒国人殉大墓,墓内皆殉葬10人,随葬器物的组合,陶器均为7鼎和壶、罐、甗、豆等,墓一有6敦,墓二有6鬲。再有铜质礼乐器、车马器和兵器。在形制上陶器多独具风格、铜器多与其他的基本一致。二号墓出土9件编钟,都有文字相同的70字铭文,表明作器者是“(莒)叔之仲子平”,据资料报告者推断,此墓主人就是后来做了莒国国君的兹平公⑦。孙敬明先生则释此莒国贵族即莒公子季佗⑧。其说为:“视铭文促平为兹平公则系误。这是因为文献中不是兹平公,而是公、平与字形近易讹,番视不谛,就会弄错,这在前人中亦会出现过同样错误。根据墓葬规模及器物组合等情况,我们认为此钟的主人是莒国贵族,佗。”

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典型的莒国之王公贵族墓。它不但器物造型独具特色,而具铭文用语亦颇有地方风格。其谓:“而戈而戈雍雍,闻於夏东”,这不但前所未见,而且为研究夷夏之防,提供科学之依据。

50年代初,在沂水县李家官庄曾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近年在刘家店子发现两座春秋大墓,出土鼎、簋、壶、鬲、盆、盘、匜、编钟等青铜器200多件,为山东省历年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次。这一地带是春秋时期莒国之西北边陲,曾出土一件带铭文的莒公戈,此墓应为莒墓,墓主人身份尚待进一步研究。

988年在莒城东南25公里的于家沟发掘春秋古墓1座,南北6.5米、东西4.2米的土坑竖穴墓,墓内有两具殉人、出土器物21件,其中陶器有罍、豆、罐等,铜器有鼎、豆、盘、匏壶、敦各1件。匏壶颈上刻有“莒大步之孝子平……”铭文29字。

1969年于莒城东南18公里的老营村南,出土青铜器一组,有鼎3件,罍2件,盘、鬲、提梁壶各1件,据器形和纹饰分析属春秋时期遗物。

1993年4月,在莒县东莞镇大沈刘庄,齐长城之阳发现一座春秋晚期墓葬,出土陶器有鼎、豆、敦、罐、壶;车马器有辖、辔、马衔、伞头;兵器有戈6件、剑2件,矛1件,同时出土的石贝200余件。

1970年在诸城市臧家庄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有镈、钟、鼎、壶、罐、镂孔奁形器等38件。其中两组编镈(7件)、编钟(9件)和一件鹰首提梁壶都是这些青铜器中的艺术珍品。这些新奇的青铜器出土,不仅显示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技术水平,而且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在观念形态的反映。

五、文化特点举要

综上所述,莒地是东夷文化的重要中心,是以沂源猿人为祖先,世代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以群众的智慧,逐渐积累,形成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并一脉相承,自成体系,代代延续,且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文化,是中国古代诸文化区域中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之一。

举其特点约有以下数种:从旧石器、细石器历新石器时代,直到三代以降,此地区的文化可谓溯源亘古而流风绵绵,此为特点之一;无论该区之旧石器文化、细石器、新石器以及三代人类活动的遗存,大都较之周边地区,而显得内涵丰富,异彩纷呈,此为特点之二;史载东夷地处东方,且有九夷(九种)之谓,稽之文献与考古资料,其实又何止九种,我们由考古文化研究而认为,夷即是一种地域人文文化的概念,其不但与地域、族团文化习俗有密切关系,而且更与时间的变化关系密切。

但是,统览由商而到西周甚至春秋时期,东方诸夷中,尤其濒海而居的诸夷人,大者约在由南而北之淮夷、东夷、莱夷三大种,其中又分好多名类,而东夷中之强者,非莒夷莫属。稍检文献可见,商周时期,东夷一直为两代王室的心腹之患,商之亡国,周之衰微,这都与东夷的侵犯和频繁用兵有关,而其中坚顽抵抗者,亦是莒夷莒国,由铭文、卜辞证之,莒人势力强大,是东夷的首领,而这种文字上的资料,亦是从考古工作所发现的、大量丰富的文化遗存上得到明确证实。并且莒地文化的历史传承经久不衰和其丰富多彩的特点,亦正是标明此地文化发达之程度始终是高于周边地区的又一特点,此其特点之三。本来莒地即处于苏北鲁南一带,它不但是地域文化的中心区,而且是南北文化交流的地带,这种交流从远古之初有人类以来,应当就在产生发展着,而到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则更为明显突出了。若摄其要者,诸墓葬的形制、棺椁制度,殉人与否,随葬品的种类与组合等,都有其独特之处,或可谓其有别于齐鲁与高周王室,同时又与他们乃至吴越楚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特点的出现,恐怕是由于地缘关系的作用,如果我们研究东周历史,以现秦之大统一的因素,而在东方地区这种文化交流与统一的因素,亦不薄弱,尽管从西周至春秋乃至更早所形成的文化共性,因战国异政而出现所谓车不同轨、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情景,但亦不容忽视,在新的否定变异之中,则又有新的统一因素产生,而莒地的青铜文物兼有齐鲁越楚徐诸种浓淡不同的因素而存在,则正是此点之说明,且又是其特点之四。

大概凡古人文化经济政治发展的中心,相应的亦颇具军事作用,所论之莒亦不例外,其初与商周王朝抗争,后则与齐鲁楚诸侯争雄,最终亡于楚人之手,一则说明其军事力量强大,再则说明其军事地域之重要。春秋齐之筑长城旨在以备楚莒,而莒在长城之阳,有时则逾越长城而侵及齐边之小国土地,互相抗争。齐因长城之防,其于长城之阴设有军事守戌点并今遗留有带铭文的兵器和石垒、石块可资证明,莒则于长城之阳,亦凭山布军,加强北面之防御,前如大沈刘庄出土的铜剑、戈、矛等,并与西之沂水、东之五莲、诸城一线出土的兵器,均可说明莒国军事地理和军事实力,以及古代军事学的发展都较突出,此其特点之五。五点之谓,自属不全,但律之要者,当不致遗失太远矣。

注释:

①见《山东沂水南洼洞旧石器、细石器调查》报告及《考古》一九八五年第八期。

②见《山东日照秦家官庄旧石器》调查报告及《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③山东省文物普查资料。

④《山东沂水晚期旧石器、细石器调查》报告及《考古》一九八六年第十一期。

⑤张学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⑥程长新等《北京拣选一组二十八件商代铭文铜器》、《文物》一九八二年九期。

⑦山东省博物馆等:《莒南大店春秋时期殉人墓》、《考古学报》一九七八年三期。

⑧孙敬明:《莒史缀考》、《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

(刊自台湾《古城阳》第七、八期)

(文   苏兆庆)

 

 

5000多年前莒地集齐了文明三要素

26日下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举行“莒文化与文明起源”专题会议。国际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澳大利亚富林德斯大学教授、世界考古学大会主席克莱尔·史密斯,澳大利亚南澳洲历史局局长玛格丽特·安德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等中外专家齐聚一堂,就莒文化与文明起源进行了深入研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主持了研讨会。
在专题会议上,与会专家围绕莒文化与文明起源、莒文化与文字起源、莒文化的精髓与儒学内涵比较、莒文化的时代意义以及莒文化社会经济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认为,莒文化是未间断的地域文化,莒地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莒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重要地位。衡量文明的三要素——文字、城堡和铜器5000多年前在莒地均已出现。莒地先民发明了酿酒、制陶、冶炼和针灸等,最早使用货币。
“四古一书”是莒文化的典型代表:“古族”,莒族属东夷族;“古国”,莒在商为方国,在周为莒国,汉为城阳国;“古文字”,中国最早的原始陶文在这里诞生,陵阳河遗址出土的5000多年前大口尊上的原始陶文入选中学生《中国历史》课本。莒与齐、鲁鼎立700余年。史载“莒虽小国,乃东夷之雄者也”,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子小白)曾在莒避难并依靠莒国的力量复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曾发出“毋忘在莒”的感慨,“勿忘在莒”也流传至今。

(记者钱欢青)济南时报

 

试论莒地古文化古城古国

 

张学海

莒地,约指沭河、潍河上游以东的鲁东南近海沿海地区,包括莒县、沂水、沂南、临沭、日照、五莲、诸城、胶南等县市,春秋时期上述各地全部或部分属春秋莒国版图。《汉书·地理志》谓周武王封少昊之后嬴姓兹与期于莒,都计斤,春秋称介根,传说在胶县(今胶州市)西南,尚未确论。春秋时迁于莒,至公元前431年楚简王灭莒,再未迁都,志书称都城为位于今莒县城区东部的莒故城。经初步探查,仅见汉城,尚未发现春秋城,春秋莒都尚待确认。卜辞多见商王伐虘又(莒),证明晚商已有莒国,周初迫于周人强大军威而臣服于周,时当成王东征之际,不应为武王所封①。此莒国自应是少昊氏之后嬴姓之国。春秋时莒君已变成曹姓,《国语·郑语》云:“曹姓邹、莒。”曹系祝融八姓之一。《世本》亦载莒出自帝颛顼后裔陆终之第五子安,安为曹姓始祖。春秋邾公釛钟铭自称“陆终之孙邾公釛”,莒太史申鼎铭曰“安之孙莒太史申”,可证上述记载属实。《世本》又记莒自纪公以后为己姓,同《左传·文公七年》称莒女为戴己、声己一致。己姓也属祝融八姓之列,但不知莒君何以变姓。孙敬明以为己为氏,非姓,可备一说②。要之,莒国君统有出自少昊之后嬴姓和出自颛顼之后曹姓、己姓的不同记载,金文已证明春秋莒君的君统,西周晚商时期仍是个谜。如果《地理志》等书记载可靠,那么周代莒国君统先后曾有变异。莒国是否演出过“田氏代齐”一样的历史剧?或者《地理志》等书记载不实?殊难确考。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社会与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文献缺佚,统治者的姓氏世谱不明,仍可依据考古资料逐步揭示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进程。莒地偏处鲁东南沿海,属夷族大后方,区内有繁荣发达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具有自身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史,有着从原始到文明的完整过程。这里国家的出现约在距今5000年前,区内的东夷古国可能和商周莒国有直接承袭关系,即非如此,后者也不能脱离本地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因而探索莒地古文化古城古国史,不仅是莒地历史研究,也是莒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古文化、古城、古国三者分开不是新课题,把三者联系在一起,是考古学新概念,也是学科的新重点和新课题。本文将首先概括介绍莒地的古文化,然后再来探索莒地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
一、 莒地古文化
莒地是我国较早进行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1936年日照两城镇遗址的发掘,发现龙山文化,1957年发现的莒县陵阳河遗址,实际上是最早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60-70年代在该遗址采集与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一时掀起了研究热潮③。1975年日照东海峪遗址揭示的三叠层,提供了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首例地层依据,证明两者属同一文化谱系④。80年代的文物普查,再获一系列重大成果。发现了数十万年前的沂水南洼洞、日照秦家官庄等旧石器早期遗址与地点⑤。10万年以后的沂水湖埠西、莒南烟墩山、日照竹溪北沟、竹丝南沟、丝山、丝山西沟、奎山、虎山和胡林村地点⑥,在沂水、莒县、莒南、日照、临沭等地发现一批2万年到1万年左右的细石器文化遗址与地点⑦,北辛晚期遗址也见于莒县、临沭等地,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则成群或零散地分布于全区的山前平原、河谷地带,说明莒地和鲁东南地区一起,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华古文明的中心之一。
目前包括莒地在内的鲁东南地区尚未发现近万年以后、6500年以前的遗址,这并不意味该地区的古文化与历史中断了数千年。我曾多次谈到鲁中南地区发达的“沂沭细石器文化”,理应顺理成章地发展出该地区的有陶新石器文化,1989年在临淄区后李官庄发现的后李类型文化遗址,似为此提供了线索(后李类型同稍后发现于章丘西河遗址的西河文化是两种考古文化,因目前只发现一处遗址,资料贫乏,故暂称为后李类型或后李一期文化)。后李类型的年代约当距今8200-7600年间,其文化因素曾为后来半岛地区的白石文化、鲁中南地区的北辛文化和江苏苏南、淞沪地区的马家滨文化所吸收。这一事实显示后李类型的发源地和中心分布区很可能在鲁东南地区,后来有一支北上到达泰沂山北侧中段山前地带,建立了后李等聚落;另一支南下跨越长江和当地文化融合成苏南地区的马家滨文化,留在鲁东南地区的则吸收了裴里岗文化因素,发展成北辛文化⑧。无论如何鲁东南地区绝不可能有数千年的文化中断,整个泰沂山南侧地区北辛文化早期遗址(7500-6800年)也不会只有目前的一处北辛遗址。填补鲁东南和鲁中南地区3000年左右的文化空白,建立较系统的文化序列与文化谱系,是鲁东南、鲁中南和海岱地区史前考古的一大课题。课题的基本解决,将为我国史前考古提供新旧石器时代过渡,2万年以来史前文化连绵发展的又一典型地区,说明包括莒地在内的鲁东南地区在我国史前考古与史前史研究方面,具有多么重要的潜在意义。
自6500年以后,莒地已发现连续不断的史前文化。其中6500年到6200年阶段的北辛文化晚期遗址发现不多,也未作必要的发掘,详情未明。6200年以后到4600年阶段的大汶口遗址已发现近60处,其中包括三个聚落群。第一群,处于莒县中南部沭河以东五莲山西侧山前平原,群内已知遗址41处,是山东境内遗址最多的大汶口文化聚落群。第二群,位于第一群以北,包括莒县极东北境的东莞,沂水东北部的马站、杨庄,诸城西南境的贾悦、枳沟,五莲西北部的中至诸乡镇,处于沭河、潍河源头地区,群内遗址6处,且很分散,但处于同一地理小区,该区龙山时期存在中等规模的聚落群,因而应是莒地另一大汶口文化聚落群,群内有些大汶口遗址可能被龙山以后遗址所压未暴露。第三群,位于五莲山东南侧,处于五莲中南境、日照中北部付疃河流域,遗址5处,其分布状况和分群的依据同第二群⑨(见下页莒地大汶口、龙山文化聚落群一览表),此外莒南、临沭、诸城北部等地还有少数零散遗址。区内大汶口遗址实际数量自然要更多些,有些尚未发现,有些则已消失不存,但已知遗址已基本反映出区内大汶口遗址的分布和大汶口文化发展状况。三群中的第二、三群都是最小的大汶口聚落群,也许日照、五莲、诸城、胶南四县市交汇地区的两城河、潮河、吉利河流域还有个聚落群,也将是个小群,已知大汶口中晚期的莒地只有莒县中南部这一主要中心。其中经过发掘的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遗址,以出土陶尊文字而闻名。在北部第二小群的沂水马站遗址采集到与陵阳河遗址相同的陶尊,诸城前寨出土了与陵阳河一致的陶尊文字,此群应和第一群有密切关系,很可能由第一群派生而出。第三小群也可能是由第一群发展过去的。其中东港区的东海峪遗址年代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表明大汶口文化到达鲁东南沿海之时,已临近向龙山文化转化,莒地的大汶口文化是以莒县中南部为中心,逐步向北向东发展的。
龙山文化时期,莒地史前文化发展到了顶峰,聚落迅猛增长,已发现龙山遗址160处,基本分属四个聚落群。区内的三个大汶口文化聚落群,此时都发展成规模更大的龙山文化聚落群。龙山一群,由大汶口一群即莒县中南部群发展而成,群体范围西扩至沂南极东部、沂水东南部乃至沂水西北部的诸葛、泉庄乡,群内已知龙山遗址77处(莒县52处,沂水17处,沂南8处),中心分布范围东西约32公里,南北约48公里。龙山二群,由大汶口二群即以沂水、莒县、诸城、五莲交汇地区为中心群发展而成,群体范围包括沂水东北部、莒县极东北部、诸城西南中南部、五莲北部,已知龙山遗址33处(沂水12处,莒县5处,诸城12处,五莲4处),分布范围东西约60公里,南北约20公里。龙山三群,由大汶口三群即五莲、日照付疃河流域群发展而成,群内遗址13处(五莲中南部6处,日照中北部、东南沿海7处),分布范围南北约40公里,东西约20公里。尧王城、东海峪遗址属此群。龙山四群是莒地新出现的聚落群(现群内仅见个别大汶口遗址),位于日照极东北部两城镇,五莲东南境叩官、潮河,诸城东南部,胶南中南部近海沿海地区,遗址约41处,集中分布于南部两城河、潮河、吉利河、横河流域,而两城、潮河、叩官三乡镇占了一大半,两城、丹土遗址在其内。此群可能本是两群,即以两城、潮河、叩官三乡镇为中心的南部群,遗址近30处;胶南西南部横河以东到东北胶南县城周围地区的遗址为北部群,遗址10余处。目前还不能肯定,暂作一群⑩。
莒地龙山文化属两城类型。该类型的范围大体在沂蒙山东南,尼山以东,以鲁东南地区沂沭河流域为中心,北包鲁东胶州、崂山、青岛市区等地,南含江苏淮北东部地区,是龙山文化的主要地方类型之一。除莒地的四个龙山聚落群以外,尚有临沂东部沂沭河中游群,临沂西部、费县东北部、平邑北半部沂河中游、祊河流域群,沂南东部、临沂北境、莒县西南端沂河上游群,苍山南半部、枣庄东南部群,此外北面的诸城中北境、高密南境、胶州西南境似有一小群,其东的胶州东北部、青岛市区尚有少数遗址,不足10处,未作群体对待;南面的临沭、郯城及同其接境的江苏赣榆、东海、新沂也应有两三个小群,总计达11个聚落群,仅山东境内就有遗址450处以上,占山东境内龙山遗址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临沂西部费县平邑群,遗址最多,达91处;莒地龙山一群次之,遗址77处紒紜矠。莒地龙山遗址的发掘,始于1936年对两城镇遗址的发掘,新中国建立以来又先后发掘了日照东海峪、尧王城、胶州三里河、诸城呈子、临沂大范庄等遗址紒紝矠。陶器以占优势的黑陶为特征,其中的精品陶质细腻,里表漆黑,表面光亮可鉴,制作精工,极为优美,尤以蛋壳高柄杯、薄胎器皿如单耳、双耳杯、豆、盒、罍、鬶等,堪称古代手工艺瑰宝。盛行鬶类器和蛋壳高柄杯,鬶呈红、白、黄三色,突出于黑陶之中,格外醒目。蛋壳高柄杯胎薄如蛋壳,或饰细弦线、波纹与竹节纹,又常间以多姿多色的镂孔,玲珑剔透,轻如布帛,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陶器以素雅光洁取胜,不尚浮华,有装饰者纹饰皆简炼,多为弦纹、压印纹、篮纹、划纹与堆纹。尧王城、东海峪遗址的房子常用土坯砌墙,东海峪多见方形地面住房,成排排列,各房均有隆起夯筑基础,四面有坡形“散水”,各房“散水”之间形成排水凹沟,建房技术先进。东海峪遗址常见石棺墓,大凡有蛋壳高柄杯随葬,显然高于土圹墓。
龙山文化的后续文化岳石文化,莒地发现不多,在龙山一群范围内仅莒县较多,也只有10处遗址,区内其它各县市都很少见。固然岳石遗址应比已发现的多,但恐怕超不过区内的大汶口遗址,龙山文化高度发展的制陶工艺,这时已黯然失色,文化处于严重衰落期紒紞矠。这不限于莒地,整个岳石文化都如此。
以上概略介绍了莒地史前文化的发展概况,已知该地具有几十万年的文化根系,一万余年的文明启步,虽然目前还有很大一段文化空白,但不是莒文化的中断,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将逐渐填补这一空白。莒地和鲁东南西部地区一起,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

古文化古城古国是考古学新概念、新课题。1985年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实质上提出了当前考古工作的一大重点和一个大课题。先生指出:“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者应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理解,它们联系起来的新概念是:“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个地点已找到了线索……现在提出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与大课题,目的是把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和中国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这将会有利于本学科比较顺利的发展。”紒紟矠这里所说的古文化不是指全部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而只指和中国古城古国相联系的那一部分,大体上就是距今7000年以后阶段的史前文化。因为中国的城在此后产生,而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的发展是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两者的分离相适应的,是6000年以后的事。恰好莒地已发现6500年以后连绵不绝的史前文化,在6000年到4000年的关键阶段,文化繁荣发达,因而提供了考察古文化古城古国课题的一个理想地区。
古文化古城古国课题的核心是文化起源,它要回答我国由原始进入文明的具体进程和何时进入文明。无论学者对文明一词如何解释,我以为文明起源作为考古学、史学大课题,应当明确界定在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即文明社会或阶级社会或国家社会的诞生上,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社会史,与原始社会史相对应。“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恩格斯语)国家的诞生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根本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实质上是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国家的诞生,标志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国家必然具有这样那样的文明要素,但如以文字、青铜、城市文明三要素,或再提出礼仪性建筑、统一宗教等因素,用以探索国家的诞生,并从全国范围收集证据加以论述,已证明很难奏效,必须确定探索国家诞生的新标准。我已提出用典型史前聚落群“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和原始城市的标准,探索我国国家的诞生,找到一批最早的国家,以确认我国文明史的开端。紒紡矠
国家脱胎于部落,是高于部落的稳定的政治实体,因此应当从国家的母体部落入手,采取典型解剖的方法,探索国家的诞生。典型史前聚落群,先是一个部落或部落的中心区,后是一个古国或古国的中心区。当群内聚落尚未形成“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时,表明社会分化尚不深刻,仍处在原始社会;当群内聚落形成“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时,就反映出群体的社会已形成金字塔形多级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阶级社会(或称国家社会、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原始社会当然不会存在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因此这种具有“都邑聚”金字塔等级结构的典型史前聚落群,就是一个古国或古国的中心区。原始城市不同于一般的史前城。我国城产生于第八千年纪,这些原始城是氏族、部落的中心,不表示国家的诞生。原始城市的出现则要晚得多。原始城市意味着人口、手工业者、非货币形式的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它的生产需要更多的社会经济条件。原始城市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个政治中心;二、人口相对集中,例如达到3000人左右,居民具有多种成分,尤其非农业人口和非体力劳动人口占有一定比重;三、存在手工业者阶层,是个手工艺技术中心。一般来说只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能具备这些条件。因此可以概而言之,原始城市是史前时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原始城市的出现,表明由城的产生而启动的城乡分离、城乡对立进程发展到更为深刻的新阶段。而城乡分离、城乡对立是阶级社会的又一突出特征。原始城市一般都是城,有的也未必有城垣,有无城垣关系不大。但这种原始城市必定是古国的都城。因此原始城市的出现,标志国家的诞生紒紣矠。其所在的聚落群必然是个古国或古国的中心区。采用这两项标准,也就是要运用典型解剖,从一种新的视角即从国家社会基本特征方面去考察中国国家的诞生过程。它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有效地在各大文化区找到一批最初的古国,解决国家起源、文明起源课题,确认我国文明史的开端。在对一个典型史前聚落群进行考察时,无需两者具备,两者居一就是国家。下面就来考察莒地的典型聚落群。
据笔者初步研究,山东史前聚落群首先产生于半岛地区白石文化晚期,现有资料表明山东内陆的北辛文化似未产生聚落群。大汶口文化早期(BC4200-3700年),可能在薛河流域、泗河上游、古汶河流域、氵弥河中游、白浪河上游、沂河上中游、沭河上游等地,各自产生了聚落群,但群体规模很小,群内聚落不多。其中沭河上游的聚落群就是莒地大汶口一群,即莒县中南部群。大汶口中晚期(BC3700-2600年),山东境内大汶口聚落群已发展到30余群,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批都分布于上述各流域,而莒县群则成为聚落数量最多的一群,群内遗址达41处,分布于城阳、峤山、店子、大石头、龙山、中楼、寨里、陵阳、长岭、小店、桑园、招贤和沂南张家哨等乡镇,其中39处在莒县境内,店子集镇有7处,陵阳镇6处。群体范围东北到西南约48公里,东西约24公里,面积1100平方公里,是处典型的大汶口聚落群,也是莒地唯一的典型大汶口聚落群。
聚落群的产生、发展过程,包含了中心聚落、聚落分化和聚落等级结构的产生、发展进程。大汶口文化早期这方面的情形还不很清楚,大汶口中期,许多大中等聚落群都已出现大规模的中心聚落,例如滕州西康留、邹县野店、宁阳大汶口、章丘焦家、广饶付家遗址等,同时群内聚落也分化成大中小诸等级。目前尚不知莒县大汶口群中期和晚期阶段各有多少遗址,但早期阶段的遗址只是很少数,不妨暂把该群遗址作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的一个群体,依据踏查资料考察其聚落等级结构。虽然这不是准确的结论,但可以了解聚落分化的大体情况。
这一考察既应有统一标准,又可就某一群体单独进行分析。笔者曾把大汶口文化遗址分为四个等级。一级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以上;二级遗址10万平方米以上,不足20万平方米;三级遗址3万平方米以上,不足10万平方米;四级遗址不足3万平方米。以此标准衡量莒县大汶口聚落群的遗址,有三个等级。一级遗址缺。二级遗址一处,系陵阳河遗址,面积15万平方米。三级遗址21处,其中店子集镇略庄遗址、寨里河乡前牛店遗址均为9万平方米;另有6万平方米的遗址7处;5万平方米的3处;其余9处为4万-3万平方米。四级遗址14处。群内虽未见一级遗址(实际上未必没有),但如果把三级遗址中的9万和五六万平方米的遗址视为两个等级,把4万平方米以下的归为一个等级,群内遗址则有四个等级。一级1处,二级2处,三级10处,四级28处,已具有比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紒紤矠。尽管地面踏查所确定的遗址面积,一般都不是准确数据,因而各等级的遗址和数量定有出入,但所反映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将是事实。证明该聚落群的社会最晚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已进入阶级社会,应已建立国家。这从群内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遗址的发掘资料可以进一步证明。
处于塔尖位置的陵阳河遗址,整体状况尚不清楚,但已先后发掘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墓60余座,包括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小型墓分区埋葬,大中型墓埋于遗址北部,小型墓埋于遗址中部或偏南。大墓均有木椁,随葬品丰富,以陶器为主,流行酒器。大墓酒器约占大墓随葬品总量的三分之一。大墓均有筒形厚胎大口尊,晚期大口尊大多刻一图形文字,已见七种13字,即所谓大汶口陶尊文字。1979年发掘的6号大墓,墓长4.5米,宽3.8米,有木椁,随葬品206件,陶器形大质佳,内有全套酿酒器,并随葬21件猪下颌,迄今为大汶口墓葬中随葬品和随葬猪下颌最多的墓。小墓墓圹一般长2米多,宽1米左右,随葬器物10件左右,最少的7件。墓葬反映出贫富分化的深刻性,但未见赤贫如洗者紒紥矠。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陵阳河是个中心聚落,总体来说比较富足;二是已发掘的墓不是最下层社会成员的墓,那些最贫困者可能另有墓地。参证呈子紒紦矠、付家墓地紓紛矠的资料,后者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也可能两种情况同时存在。
群内第三等级的大朱家村、杭头遗址,面积各6万平方米。大朱家村1979年发掘了大汶口晚期墓31座,可分三组,墓葬亦有大中小之别,随葬品悬殊,一般20件左右,多的40-50件,最多达70件;少者仅数件,个别墓无随葬品。大墓也有筒形大口尊,刻字者共6件紓紜矠。杭头遗址1983年作过试掘,也发现一件刻有安柄石斧图像的陶尊,或释为“斤”紓紝矠。大朱家村、杭头遗址的规格明显低于陵阳河遗址,但都出土刻字陶尊,显然要高于第四等级的遗址,将可代表未经发掘的第二、三级遗址,说明莒县大汶口晚期聚落群的等级结构,是“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陵阳河遗址相当于“都”,大朱家村、杭头等12处二、三级遗址是“邑”(“邑”达12处过多,其中有些可能是四级遗址),四级遗址是村落,莒县大汶口聚落群无疑是个国家,不妨称之为陵阳河古国。不仅群内聚落“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墓葬所反映的贫富分化、社会分化的深刻性,而且还有众多陶尊文字给予证明。陶尊文字虽仅一尊一字,但综合所出群内已出10余种20余字,既有象形,也有寓意字,其中的字分别见于诸城前寨和蒙城尉迟寺遗址。前者尚在北面不远的莒地大汶口二群内,后者则远在西方的安徽淮北,说明莒地应已存在超越文字萌芽阶段的原始文字紓紞矠。其中的一部分单字被刻于陶尊,随葬于大墓,似属氏族、家族的标记,或具有后来姓氏、堂号的意义。这种陶尊大概是氏族首领、家族长用以祭祖、祈年之类活动的礼器,其形制的一致性,表明社会已形成统一的宗教意识,用以随葬,有如后来的青铜礼器。群内所出陶尊文字之多,既有象形,又有寓意,且都规规整整地刻于陶尊外壁,有的还涂朱,有的一再见于群体以外的不同地点,都说明当时应已存在原始文字,陶尊刻字是其中一些单字,具有固定的形音义,为一定地域的大汶口人所知晓,而不仅仅是些徽记。虽然文明的形成不必非有文字不可,但是文字的产生无疑是文明的标志。
陵阳河的系统资料尚未发表,上限年代未明,大朱家村墓地资料的上限年代为距今4800年,证明陵阳河古国的产生不能晚于距今4800年,实际上可能产生于5000年前,这从其它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可以推知。野店、大汶口、付家等中心聚落,大汶口文化中期已经实现了社会第二次大分工,贫富分化、社会关系分化在迅速发展,富有者与贫穷者已分区埋葬紓紟矠。大汶口遗址距今5700年的以M2005为中心的一组墓,证明当时不仅已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而且已存在家内奴仆和人身依附关系紓紡矠;而位于陵阳河古国南面不远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自大汶口中期晚段开始,社会上层人物已流行人殉。80年代晚期在该遗址发掘的10座大汶口中晚期大墓、8座有人殉,共殉18人,多者一墓殉4与5人紓紣矠。人殉已如此普遍,证明大汶口中期晚段花厅的社会已是阶级社会。而大部大中等聚落群都出现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群内聚落比较明显的等级结构也产生于中期。综合上述现象,可以断定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社会出现了质变,这时大部分大中等聚落群已由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其中少数几个规模最大的聚落群正如花厅人殉现象所表明的,可能在5000年前的大汶口中期晚段进入阶级社会,其中包括莒县聚落群。所以陵阳河古国应诞生于5000年前。莒地是我国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之一。
龙山文化时期,聚落迅猛增长,山东境内已发现龙山遗址近1300处,是已知山东境内大汶口遗址的三倍多。聚落群的规模和群内聚落的等级结构得到了深刻发展,大部分聚落群都已发现大规模的中心聚落,群内聚落具有十分典型的“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因而都是古国,有的已发展成方国。莒地自然不能例外。
莒地的四个龙山聚落群,除龙山三群是个小群以外,其余三群都是大中等聚落群,具有典型性。在分析各群聚落等级结构之前,先说明龙山遗址各等级的标准。综观龙山遗址的规模,我曾把龙山遗址分为五个等级。一级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其中包括一些40万、50万乃至100万平方米的遗址,因是地面踏查资料,非准确面积,目前难于细分,统归于一级遗址。二至五级遗址,依次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一至四级遗址。如此,莒地龙山一群的77处遗址具有四个等级。一级遗址一处,为沂南大王庄乡龙角庄子遗址,面积35万平方米。二级遗址缺。三级遗址3处:莒县薄板台遗址12万,沂南蒲汪10万,后王家哨15万平方米。四级遗址34处,内9万平方米的遗址5处,6万平方米左右的遗址9处。五级遗址42处。该群属少数大规模龙山聚落群之一,群内遗址的踏查面积与实际面积可能有较大出入;群内本应有二级遗址,三级遗址数量也会更多。如果我们不用统一标准来衡量,单就群内遗址规模来考察,群内遗址可分五个等级。一级遗址35万平方米,1处;二级15万平方米,1处;三级10万平方米左右,7处;四级5-6万平方米,9处;五级4万平方米以下,59处紓紤矠。群内遗址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已很典型,只是二三四级遗址的级差较小。一级遗址经角庄子遗址位置偏西,可能不是中心聚落。因为该群遗址绝大部分(52处)集中于莒县南半部,说明莒县南半部是该群的分布中心,本属莒地和整个大汶口文化最大聚落群的中心区,并发展成最大的龙山聚落群之一,其中心聚落理应在莒县境内。莒县南半部自北辛文化晚期以来,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历程,到龙山时期出现了如此之多的聚落,其中心聚落的规模多半会超过龙角庄子遗址,必然是个城,而且群内可能有成组的城,这从目前山东龙山城的资料来看,几乎是肯定的事实。龙角庄子遗址虽然未必是中心聚落,如果面积基本符合实际,肯定是个城,应是群内的一个“邑城”。
莒地龙山四群,已知遗址41处,有五个等级。一级遗址2处,为日照两城、五莲丹土遗址,前者100万、后者37万平方米。二级遗址1处,系日照两城镇大界碑遗址,面积27万余平方米。三级遗址3处。四级遗址19处。五级遗址15处。一级遗址丹土已探出龙山城,面积约25万平方米紓紥矠,两城遗址也发现了城垣,目前范围未明紓紦矠。两城遗址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应是本群的中心聚落,城可能要大于丹土龙山城,是都城。丹土则是“邑城”。丹土龙山城和两城龙山城相距仅7公里余,两者仅隔一丘岗,并无天然险阻,不可能是另一群的中心,所以应是“邑城”。隐示本群也可能存在龙山城组。其“邑城”的规模已达20余万平方米,可见本群发展水平之高,这或许和海上交通有关。
莒地龙山二群,已知遗址33处,群体范围内的莒地大汶口二群,只有遗址6处,群内龙山遗址是大汶口遗址的5倍多。聚落的急剧增长,必然伴随着聚落分化的深刻发展,群内聚落已达到33处以上,聚落这么多的龙山聚落群,群内聚落都已形成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因缺部分遗址面积的资料,一时不便查核,详情暂略。
以上三群都具有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其社会性质都是阶级社会,是三个龙山古国。一群范围内早在5000年前已出现陵阳河古国,此时已发展成莒地规模最大的龙山古国,也是龙山文化少数最大规模、人口众多的古国之一。龙山四群的都城两城遗址,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城的规模势必相当宏大。邑城丹土城面积25万平方米,是现已知山东境内10余座龙山邑城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也远远超过了一些龙山都城的规模,证明两城古国也是个重要的龙山古国。龙山二群的古国,处于沭河、潍河源头、上游地区,自然地理条件较差,国势也将逊于莒县、两城龙山古国。至于龙山三群已知遗址虽只有13处,但其中心聚落尧王城遗址面积达48万平方米,估计城的规模也将相当可观。尧王城、东海峪具有先进的建房技术。尧王城流行土坯砌墙,室内地面亦铺土坯。东海峪住房普遍建在地面上,房基夯筑隆起,墙外四周有缓坡形“散水”,以泥块叠墙,墙厚而规整,房子成排排列。流行石棺葬,石棺墓通常随葬蛋壳高柄杯。遗址所出陶器制作精美,工艺水平并不比两城遗址多么逊色。而东海峪遗址面积只有5万平方米左右,充其量相当于邑,但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较高的工艺技术水平。表明该群遗址虽少,但不是个发展滞后的群体,且有大规模的中心聚落尧王城,肯定也是个龙山古国。龙山文化时期,莒地已由一个大汶口古国发展成四个龙山古国。
总括全文,莒地具有数十万年的文化根系,1万余年的文明启步,5000余年的文明史。约在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首先在莒县境内诞生了陵阳河古国,这是莒地唯一的大汶口文化古国,当时莒地其它地区仍处在氏族社会,散布着一些氏族或小部落。陵阳河古国诞生以后,约经历了5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发展成以莒县中南部为中心的大规模的龙山古国,同时在其北面河谷地区和东面沿海地区也出现了两城、尧王城等龙山古国,莒地出现了龙山古国群。莒地以莒县为中心由原始进入文明和文明初步发展的历史进程,证明莒县与莒地是中国东土文明的一个重要中心,这一历史进程也是中国东方古史发展的缩影。莒县与莒地对解决我国文明起源、文明初步发展和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等重大史学与理论课题,具有重大意义。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考古界称为龙山时代,相当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时代,龙山文化下限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约在夏王少康时期,岳石文化约起自王杼时期,已知莒地作为中华古文明的中心之一,一直延续到夏代初年。随着少康中兴,夏人征服东夷,东夷势力走向衰落。莒地虽偏处东海,也在劫未免,但莒地仍存在东夷国家,“山高皇帝远”的地理条件,可能有利于其逐渐恢复元气。至于夏代莒地有几个东夷古国,其中是否就有莒国,已见于卜辞的晚商莒国是否就在莒地,目前尚难回答。但西周初年莒建国于莒地,直至战国早期灭于楚,始终是鲁东南地区的主要诸侯国,一个见于经传的、屡屡兴风作浪、时而和鲁、齐大国抗衡的国家。何以为此?追本求源,莒地灿烂辉煌的史前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无疑是个重要原因。

 

 

 

 

莒地砭石与中医针灸的起源探究

 

2016-03-22 06:03:04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6年2期

何绪军

【摘 要】传统观点认为中医针灸学的针法起源于我国南方,笔者认为起源于莒地。本文从莒地砭石与文献记载等角度证明莒地是中医针灸学针法的起源地。

【关键词】莒地砭石 中医针灸 起源

2010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内罗毕审议并通过中国的申报项目“中医针灸”,从此,“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医针灸由此获得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更广泛关注,也有了更好的发展机遇。

针灸在活络经脉方面效果显著,是古老中医治病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针灸历史悠久,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文化意义。针灸疗法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提到。在该书中,还详细描述了九针的形制,并大量记述了针灸的理论与技术。此后几千年间针灸疗法一直在中国流行,并慢慢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至于针灸的起源,则更早,甚至能够追溯到一万多年以前。对针灸的起源地,学术界有相对统一的看法。笔者认为,针灸起源于莒地。本文从中国中医针灸起源与莒地砭石关系方面进行初步探究。

一、中医针灸与莒地砭石有重要的关系

因为针灸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悠久,关于针灸的起源有相对统一的看法。传统观点认为:“针法起源于我国南方,灸法起源于我国北方。随着自公元前2600年前后开始的对鲁西豫东荒地的大开发,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纷纷涌入鲁西豫东地区,使这一地区成为龙山文化时代(前2600至前2000)中国人口最多密度最大的区域。众多人口产生了大量医疗服务需求,来自南方的针疗法和来自北方的灸疗法分别被南北移民带入鲁西豫东地区。”这段文字是目前对针灸起源的较为普遍的认识,通过这段文字来看,针疗法是来自南方的,而灸疗法源于我国北方。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太合理的。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针法莒地早就有了。

因为针的前身是砭石,而砭石是起源于东夷地区的。同样是《黄帝内经》的《异法方宜论》篇有这样的记载:“砭石者,亦从东方来。”全元起注《素问》曰:“东方之人多痈肿聚结,故砭石生于东方。”

砭石起源于东方的观点是有充分的文物证据的,从东夷地区出土了大量砭石上可以证明。在距今63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民族就已经普遍使用砭石。鲁西大汶口遗址出土砭石30枚,其中石质28枚,玉质1枚,骨质1枚。鲁南邹县野店遗址出土砭石11枚,石质3枚,玉质3枚,骨质4枚。鲁南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玉质砭石9枚,骨锥6枚。山东省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仕阳等遗址,先后出土10枚,其中玉质5枚,石质5枚。日照两成也采集到砭石两枚。

从各地出土都有砭石出土来看,说明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人已经普遍学会使用砭石。砭石是针的前身,一般经历石质、玉质、铜质、铁质、银质的发展过程。从当时出土的砭石中已经有大量玉质砭石来看,说明东夷民族当时的针灸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发展历程。

一般情况下,原始部落各个民族同时发现的可能性较小,一般是一个小部落最先发现了,别的部落或者群体跟着学习。从东夷地区在很多遗址发现砭石来看,同样说明砭石在东夷地区已经有很长的发展时间。而从出土的砭石的材质来看,莒地出土的玉质砭石数量较多,从侧面反映了莒地针灸的发达。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莒地应该是中医针法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二、从砭石的特征来看,砭石在莒地有更长时间的应用历史

从莒地出土的砭石的形制来看,砭石的形制大致相同,但却有一定的区别。第一种类型是方柱形,一端有棱形的尖,一端有圆形铤;第二种类型是长扁方柱形,一端有扁方棱形尖,一端呈圆形铤;第三种类型是圆柱形,一端尖如锥状,一端有圆铤。但不管什么类型,都是磨制的,制作精细,锋端锐利,也有的饰有凸纹或目纹。从这些出土文物来看,莒地东夷人的砭石制作如此精良,说明使用砭石的历史已经有很久了。

如果这只是猜测的话,从后来出土的文物来看,证明这种猜测是正确的。1980年莒县陵阳镇出土了一件尖状器,外形呈三角形,中间微鼓,尖端锐利,后部略成燕尾形。长3厘米,最宽处2厘米,厚度为0.2厘米,较轻巧。从其外形来看,显然不是生产生活用器,而是一件锥刺器,应该是砭石的前身。它是细石器文化遗存,距今约1万年。

综合两方面的因素来看,莒地东夷民族使用的砭石的演变过程是从不规则的尖状器到较为规则的三角形、方形与扁方形而后发展为圆形的。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追溯到距今约1万年左右。而在新石器中晚期的东夷民族已经较为广泛地运用砭石进行治病了。由此可见,砭石在莒地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莒地应该是中医针灸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三、针灸起源于莒文化区与一些重要典籍的记载并不矛盾,表明莒地是中医针灸的重要起源地

对砭石的起源,《皇帝内经》中是这样记载的:“东方之域,天地所始生业,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其热中,盐者盛血,故其民皆黑色硫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通过“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的记载来看,针灸的起源地应该更靠近大海,这说明针灸的起源地为古代的莒文化区是确切的。因为文化意义上的莒地包括现在的莒县、沂水、沂南、莒南、临沭、东港、五莲、诸城、胶南以及江苏的赣榆等县市,有多个县市濒临大海,正好与《皇帝内经》的表述是一致的。

传统观点认为针灸正式形成的时间在前2400至前2300这一百年间,地点在鲁西豫东地区。这与针灸起源于莒地并不矛盾。《路史》之《后纪一》引《帝王世纪》:“太昊(伏羲)制九针,以拯夭枉。”《备急千金药方》序言:“黄帝受命,创制九针。”伏羲和黄帝是同时代人,在位的时间很接近,所以把医疗器材标准化的功劳同时归在这两位帝王名上是可以理解的。伏羲在位时的都城在现在的河南省东南部的淮阳,黄帝在位时都城曾设在曲阜,这两个都城都在鲁西豫东地区。而他们的在位时间也大体相同。伏羲在位时间是前2400年至前2370年,黄帝在位时间是前2337至前2307。所以,中国针灸疗法和针具系列正式形成的时间在前2400至前2300这一百年间,地点在鲁西豫东地区。针灸起源地山东东部的莒地,后来形成于鲁西豫东地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个地方非常近,都处于山东南部地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是莒人开创了中国中医针灸学的先河,针灸的起源地是莒地,而不是我国的南方。

参考文献:

[1]高广仁.莒文化的考古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苏兆庆.东夷民族针灸学初探[J].莒文化与中华文明,2012.

(作者单位:山东莒县博物馆)

 

 

毋忘在莒:莒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地方的历史记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传承。“莒州博物馆”建成于2009年,即原莒县博物馆,与青州博物馆、滕州博物馆并称为山东省三大县级博物馆。该馆馆藏文物达2万余件,其中国家级文物120余件。年近八旬的苏兆庆是知名的莒文化学者,也是一手创建莒县博物馆的人。他与这座博物馆及这里的宝贝们有着深厚情分。

小编在馆内看到了镇馆之宝:十几尊约半米高,看起来像炮弹模样的陶器。外壁上有的刻着“ ”“ ”等图案。这些陶器俗称“大口尊”,上世纪60年代出土于莒县陵阳河遗址。苏老回忆这些大口尊被发现的过程:1960年陵阳河发大水,冲出了几个陶罐子。接到消息后,他赶到现场,拿走了完整的陶罐,而那些零碎的就放下了。“那时候的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不好走。再加上除了自行车也没什么交通工具,怕在车上颠坏了,就只好暂时放到村民家里。”苏老说,“到70年代,国家举办一个出土文物展。当时我把3个大口尊装到箱子里,手提一个,前胸后背各背一个,坐车就去了北京。”

这些陶器到北京参展后,上面刻的图案引起了考古界的重视。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认为大口尊上“日月山”的图案是文字。接着文字学家唐兰依据对这些陶器文字的研究也提出“中国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的观点,掀起了一阵讨论中国文明史的热潮。

经学界30多年的研究论证,去年在济南召开的“中国莒文化高层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同意,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文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推了10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现代汉字的祖形。

三十年为莒文化正名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界认为山东的史前文化只有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苏兆庆从1956年开始考古工作,在莒县50多年的考古经验使他相信莒县出土的文物和大汶口出土文物有所不同。他大胆推测,莒文化是区别于大汶口文化的、没有中断的区域文化。

带着这个大胆假设,80年代苏兆庆找到当时山东文物考古所所长张学海,并提出莒文化的概念。哪知张学海当头给他一棒子。“老苏,在山东除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不可能有其他史前文化了。”性格倔强的苏兆庆对张学海说,感觉鲁东南这边的出土文物和鲁西南、鲁西北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不大一样。但是当时张学海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2000年,身为日照市政协委员的苏兆庆提议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莒文化研讨会”,张学海也在受邀之列。“张所长的态度和十几年前完全不同了,那时他已经对莒文化相当重视。”苏老说。张学海的转变源自于一本叫《莒县文物志》的书。1993年,由苏兆庆主编的《莒县文物志》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本书集结了1988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莒县的考古成果。张学海读过这本书后惊讶于莒县居然发现了120处新石器时代文物遗址。“这些集中的遗址说明约5000年前,这里就有120个村落了,而整个莒县现在也就1200个村庄,说明当时这里就很繁华了。”张学海曾表示,“莒县与莒地对解决我国文明起源,文明初步发展和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等重大史学与理论课题,具有重大意义。”

陵阳河遗址发掘出全国最早的陶文,全国发现最早的陶号,以及大量的酿酒器,这些文物证明了当时农业的发展程度。5000年以前,以陵阳河为中心的地区突然发展起来,让考古界也感到很奇怪。苏老认为,在5000年左右的时候,莒地的气温和雨量相当于现在的长江流域,有利于农耕发展,而农耕文化带动了其他各方面的发展。

“莒州”地名由来已久

“莒”字是何时出现的?苏兆庆认为,从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来看,“莒”是地名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部落时期。“《春秋释例谱》记载:‘莒,赢姓,少昊之后……’郭沫若《中国史稿》载:伯益是较早注入华夏的夷人分支,传说伯益的后裔有徐氏、郯氏、莒氏……”苏老介绍,“而莒州之名最早在566年北周

时期,改南青州为莒州。辖境相当于今天的日照市和莒县、沂水、沂南、沂源、蒙阴、莒南、江苏赣榆等地。”

近几年,由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书让苏兆庆有了新发现。他对记者介绍,这本书的第二十五简提到这样一段话:“禹治水受阻,于是乎在夹州、徐州开始可行的几处。禹通淮河、沂河、东注之海;于是乎又在竟州,莒州开始可行的几处也。禹乃通蒌水与汤水,东注之。”经考证,苏兆庆认为,莒州即莒国。

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在其著作中提出,“筥、莒为一字”。但是由于当时缺乏考古资料,没人能证实王国维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在莒县周围出土了很多有古体莒字样的编钟、青铜器等文物,证实了‘筥’与‘莒’通用,学界才慢慢把视线转移到这。”苏老说。

莒文化可与齐、鲁文化比肩

冯友兰先生将历史区分为“本来的历史”(客观存在的历史)和“写的历史”。苏兆庆认为,山东的齐、鲁、莒文化中,齐文化和鲁文化是周人撰写的文化。莒文化是本来的文化,它是用近60年出土的罕见文物,展现自身的历史与文化。

一直以来,学界研究山东的地域文化,其实只是齐文化和鲁文化,莒文化往往被一代而过,被湮没在齐鲁文化的光环之中,淡化了莒文化的个性。“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考古在莒县及周边地区发掘出大量文物,莒文化的地位才慢慢受到学界承认和重视。”苏老说。

苏老认为,文化意义上的莒地,北起胶济铁路,南到陇海铁路,西至沂山蒙山东南侧,东到大海。

在西周分封齐、鲁之前,莒地应包括部分齐、鲁之地。到了西周,周人为了记述历史就把中原以东的众部落称为东夷,有淮夷、莱夷等诸多部落。“齐国和鲁国作为周的诸侯国,所以齐文化、鲁文化是周文化,而莒是土著文化,以莒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和周文化是相抗衡的。”苏老说。齐、鲁文化的根基是东夷文化,莒文化是东夷文化的代表文化,它以自己的特色和先进性,影响和带动了齐鲁文化的成长成熟。“中国莒文化高层论坛”上,与会学者研究认为,“包容创造、明礼尚义、崇文重学、自强奋进”应当成为莒文化的精神内涵。

莒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山东省把文化建设提到重要高度。2008年,山东提出要建设经济文化强省。2012年山东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充分发挥我省文化资源富集优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打造全国重要的区域性文化中心”。那么,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何而来,由何体现?

“上世纪莒文化一直被齐、鲁文化的光环掩盖,近年来学界出现莒文化研究热潮也正体现了‘文化自觉’。”文化学者张志甫说,“莒文化历史悠久,馆藏丰富的莒州博物馆是个很好的例证。据说前些年莒县曾出土具有长江流域楚文化特征的文物,这说明莒文化是在和各种文化不断的交流与碰撞中发展的。莒文化具有包容、开放的特征。”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山东省如何发挥文化大省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强省?张志甫认为,莒州博物馆向外界展示的出土文物就强有力地佐证了华夏文明的源头。包括莒文化在内的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为文化事业的复兴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一定是在不断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发展和强大起来的。尤其是到了多元文化的时代,莒文化如果只是陈列在博物馆中,就会失去生命力。莒文化也要和当今的流行文化、异质文化交流碰撞,有自信的文化不会拒绝交流。”张志甫说。

莒文化“古为今用”成新课题

莒国文化,源远流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代的莒地人民。莒县长期以来重视文物保护工作,2009年被评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近年来,莒县把莒文化研究、开发和利用作为“文化树县”的重要内容,先后组织举办了5次莒文化研讨会,“古莒文化、滋养齐鲁”已成为众多专家的共识。另外,莒县成立了由国内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组成的莒文化研究会,并在2010年与山东师范大学合作成立莒文化研究中心。

莒文化有许多谜团尚待揭开,今年的全国两会和山东“两会”上,宋镇豪等政协委员呼吁推进莒文化研究,分别提出在莒县筹建东夷文明与莒文化研究中心,把对莒文化的挖掘纳入文明探源国家工程,持续投入设立莒文化发展基金等,以促进全面推动莒文化的科学保护、研究、开发与利用。

日照市博物馆馆长张启泽表示,日照市是个年轻城市,1989年才升格为地级市。但日照又是座古老的城市,境内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史前文化遗址众多。目前学界和社会各界对莒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如何能使古老的莒文化古为今用应该成为今天的研究课题。如何让莒文化发新芽?莒县县委书记刘守亮认为:“外界对莒文化高度关注,我们更应努力将莒文化研究成果运用于经济社会,特别是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上,促进莒文化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灰陶尊局部放大图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距今约5000年前的礼器,1960年陵阳河遗址出土。器高52厘米,口径30厘米,壁厚3厘米。腹上部刻有陶文“ ”。此类陶文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三处遗址均有发现,现已出土8种类型20余个单字。

在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遗址正东方,分别矗立着寺崮山、层楼崮两座山峰。每年春分、秋分时节,早晨红日正从封顶冉冉升起,就依稀呈现出 形图像。这是莒地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长期观察太阳发现了春秋二分的天文奥妙。 是东海之滨莒人为祭祀太阳神,因形见义,随体诘诎的杰作。最初为祭祀的祭文,反映一个事物。随着汉字的发展,而后演化成一个单字。陶文与甲骨文极为相近,但远远早于甲骨文1500多年,应是汉字的祖形,是中华民族5000年前由蒙昧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

牛角形陶号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1979年莒县陵阳河遗址19号墓出土。号长39厘米,口径8.5厘米,夹砂褐陶,体胎坚硬,手工制作,形似牛角。一端有吹奏小口,身部弯曲渐粗,尾端敞口,卷沿。制作精细,可吹出洪亮声音。它是用于狩猎、生产或是战争的一种召集族人统一行动、发号施令的器具。该号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弥足珍贵。它的发现,以无可雄辩的事实表明,中国东方莒之先民早在5000年前就已由野蛮蒙昧、一盘散沙的时代向着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迈进。率先吹响了向文明社会进军的号角。

雙鋬白陶鬶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1977年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夹砂白陶。椭圆形口,鸟喙形流上翘,颈部细而高,腹部微鼓,三袋足。背部安双带式鋬,鋬各饰三条凹线,腹中部饰一短尾;其上有四条凹线。胸前正中饰一盲鼻,两侧饰对称小圆饼形,器形如鸟展翅欲飞状。其构思巧妙、造型生动、制作精美,东夷民族以鸟图腾为其作为族徽,故创造出似鸟的双鋬鬶作为日常生活用具,成为富有地方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它是莒人崇拜鸟的物证。

滤酒缸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1979年陵阳河遗址出土。夹砂红陶,高37厘米,口径58厘米,底径44厘米。敞口,斜直臂,底部有直径9厘米的圆形漏孔。通体饰蓝纹,体型硕大,是新石器时代罕见的治酒器。同时出土的还有发酵储物用的大口尊,接酒用的陶盆,储酒用的陶瓮等。这些成套酿酒器的发现,堪为莒人早在5000年前就已发明了酿酒技术的物证,也是莒地原始农业发展,粮食已有剩余的标志。

 

 

 

浅谈史前莒地古文化

 

摘要:文章从古莒地域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状况古代文化遗存等方面,深入研究探讨了区域性文化。莒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关键词:史前莒文化;科学资料;历史遗产

莒文化,顾名思义,是指莒地域之文化。莒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各界专家学者,通过对古莒地域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状况,古文化遗存及相对独立的文化特征,自成体系的考古发现等,经深入研究探讨而命名的区域性文化。考古发现已证实,莒地实属东夷文化之中心,有学者认为莒文化应是东夷文化的主体和典型。莒地域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有关甲骨、金文,知其商实初居今费县一带,西周迁都于介根,今胶州市西南。春秋时徙迁于莒,今莒县城,并定治于此。至战国时期被楚国攻灭,历时六百余年。莒在强盛时,疆域东临大海,西接内陆,南至江苏赣榆,西北到齐穆关一带,所辖今莒县、沂水、莒南、沂南、诸城、安丘、五莲、日照、胶州、胶南等市县诸地间。莒在山东古国中存世时间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莒之早期文化纵向发展的最早源头应是沂源猿人和沂沭流域的旧石器文化。80年代初,沂源猿人的发现将莒地人类历史推进了数十万年。随之在沂沐河中上游山岭地带,沂水、沂源、蒙阴等地相继发现旧石器人类文化遗存。其后,地处古莒地域的沂、沭河中游丘陵地带的临沂、沂水、菖县、郯城等市县,陆续发现众多的细石器地点和遗址。这些各期旧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说明该地区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体系。它们不仅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理分布上的空白,揭示了早期人类分布与发展状况,同时也勾划出莒地境内早期人类文化发展序列,这对研究莒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也显得尤为重要。

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是莒地史前文化的繁荣时期,今在沂、沭河流域发现这一时期遗址已有数百处。文化序列连绵不断,分别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该地大量岳石文化的发现,填补了莒地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是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有机的连接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文化谱系。这也为研究峡带文化,民族关系尤其是夷夏、夷商关系及历史文化状况提供了系统科学的资料。

新石器时代,莒地有着发达的制陶业和制玉业,其延绵发展直至秦汉。丰富的陶器品种,造型各异,红、白、黑色泽不一,质量之高,是同时期其他区域文化中所少见的,这也说明在陶器制作方面东夷莒人是处领先地位的。莒地大汶口遗址中出现的轮制技术,表明制陶技术已渐向专业化发展。制作精美酷似鸟形的双錾白陶鬻及白陶杯、盂、觚、高柄杯,背壶、大镂孔豆等均为陶中精品,又是代表之作。龙山文化时期的制陶业更是达到了很高水平,通体磨光,黑中透亮,制作精细的黑陶器,亦是制陶技艺中的上乘佳品。尤以素有“薄如纸、硬如瓷、明如镜、黑如漆”之美誉的蛋壳陶杯,造型优美,质地细腻,堪称为原始制陶中的精品之作。

莒地域大汶口,龙山文化中广泛存在着玉、石、骨制品,从生产工具,礼器、武器到普通用具,丰富多彩无所不有。琢磨制作精细,造型美观实用,纹饰繁缛,均已达到了至高至精的水平。骨器的制作更为精细,直径仅有一毫米的古针上还能穿上细小的针孔。繁杂的玉、石品种,精湛的制作工艺反映出莒地先民超凡的技艺和制作业的空前发展。陶、石纺轮的广泛存在和骨针的发现,证明早在大汶口时期莒地先民已学会纺线织布了。玉、石质砭石的出土,表明了东夷人在原始医学中独特的建树,也印证了《内经》中:“东方之域,天地所始生业,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其热中,盐者盛血,故其民皆黑色硫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的记载,反映出莒地先民早在原始社会就与疾病抗争,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发明了原始的针灸医疗技术,因此,可以说东夷人也是最早创立原始医学的先民之一。

在酿酒方面,东夷莒人也是发明者之一。从莒地众多大汶口遗址中出土的陶尊,陶盆及形体硕大的酿酒滤缸和与之相应而存的成组或成套大量饮酒器皿等,确凿无疑的证明当时已大量酿酒。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相当发达粮食有了剩余,为酿酒提供了条件和保障,使酒业生产广泛发展起来。这些考古发现比文字记载的酿酒历史早得多,以往认为中国的酿酒起源于龙山文化时期,据目前发现足以证实,大汶口文化时期酿酒业已蓬勃发展了,推测其起源时间还要早。因就可以去风、祛邪、祛病延年,此俗在中国由来已久。莒地先民不仅将酒作为饮料,也把酒作为医疗保健品。遗址中发现了笛柄杯,据研究,笛柄杯能吹出四个不同的乐音,音响清脆,悦耳动听,与现代横吹竹笛不贴膜时发现的音响相似,此是迄今已发现的中华民族最早的也是唯一的陶制横吹管乐器。这也证明东夷莒人最早发明了原始乐器。酒和歌舞,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从莒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的发掘资料所知,当时墓葬规模大小不一,随葬品多寡悬殊。大小墓葬按区域而分布,各自集中在一起,明显反映出当时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私有制已开始萌芽,阶级社会正孕育产生。陵阳河遗址中一大型墓葬随葬着大量酒具,刻有图像文字的陶尊和象征身份权力的玉钺、陶质牛角号等,它充分体现出墓主人生前的特殊身份,推测他极可能是当时部落的军事首领。伴出的陶制牛形角号,吹之声闻数里,这是目前我国大汶口文化以前考古发现史上唯一的发现,极为罕见。它的出土,表明氏族中的权威人物已开始吹响具有阶级统治意味的号角。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财富出现剩余,私有观念逐渐产生,导致部落间的掠夺征战,应运而生的集权首领随之出现,特权阶层产生,贫富分化日益悬殊。战争和集权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早在大汶口时期,莒地先民就吹响了由蒙昧向文明社会进步的前奏曲。

文字的产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和感情交流的工具。目前莒地大汶口文化中已发现刻于陶器上的图案文字八种类型二十多个。该陶文自大汶口文化中期出现,晚期发现渐多,说明延续时间之长,是有着发展传承关系的。就字体的工整、严谨和熟练苍劲,说明这些文字已不是处于萌芽阶段了,而是经长期酝酿而产生的。莒地陶文一经发现,即蜚声国内外,引起中外学者专家的关注,业已成为争相研究的重要课题。莒地陶文中有的结构与我国古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上所刻象形文字十分相似,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它们是创造发展中国古汉字最早最直系的源头,使成为后来的甲骨文、金文、小篆、汉隶直至现存汉字的来源之一。莒之陶文时代之早,发现之多,与丰富的制陶、制玉及酿酒、医疗和乐器等诸发现,都应是东夷莒文化对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也证实了这一地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祖国传统文化是由各区域的优秀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相互碰撞、相互渗透和相互交流统一融汇而形成的。诚如众多专家所言,中国文明不是源于一处,是众多的源头,各自创造自己的文化,交相辉映,向四方传播,最终促成中华文明大格局的形成。莒文化作为辉煌灿烂的地域历史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今天,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支源头,已得到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对莒文化的研究探讨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莒地岩画看东夷人的崇日文化

 

2015-07-29 02:07:13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5年7期

于海芹

【摘 要】2014年在山东省日照市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岩画,岩画内容与古代祭祀有关,体现了东夷人对太阳神的崇拜。岩画的发现填补了山东无此时期岩画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岩画 崇日文化 莒文化 东夷

岩画是一种石刻文化,人类祖先很早就通过刻石的方法来记录、描绘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除南极洲之外,世界各大洲都发现过岩画。中国的岩画从制作工艺和分布范围上来看,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南系分布在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福建等地,北系主要分布于阴山、黑山、阿尔泰山等地。我国东部沿海一带江苏、辽宁、河南等地都发现过岩画,山东发现岩画较晚,最早的岩画是2009年在临沂市平阴县狮耳山及周围几座山上发现的,从岩画内容有“牛耕”等画面来看,此处岩画应该是农耕文明时期或金属器产生以后的产物。而2014年在日照莒县发现的岩画则为更早时期的岩画,因此也有更大的研究价值。本文对其文化价值进行简单分析。

一、莒地岩画概况

莒地岩画正式发现时间为2014年,发现地点为山东日照市莒县中楼镇马鬐山南麓。马鬐山距莒县县城34公里,岩画位于该山南麓一块被当地村民称作“帽盔石”的石头上(见图1)。该石东西宽450厘米,东北西南长430厘米,西北东南长660厘米。 中楼镇原属莒县,2012年划归日照市岚山区,此处属于典型的莒地文化区。

此处发现的岩画从构图上来说,从南往北分为三部分。最南部的一部分画面由三个图案构成,底部是一长方形框,中部为一蹲踞式人形,上部为带有光芒的太阳,整个图案构成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特征。中区的画面主要有三层,底层也是一个长方形框,应为祭坛,中间一层的图案以一个石穴为中心,石穴为圆形,外部有一长方形框,南北两个方向都有横线,横线组成类似八卦的图形(见图2)。上层是一个人形,有胳膊、身躯和腿,因年代久远头部已经模糊不清。人的两只脚分别踩在一个似为“雷”形圆球上(见图3)。北区的画面是一个圆环,圆环下面有一个很大的钺。此外,画面上还有许多别的图案及符号,因为年代过于久远,难以看清。

二、莒地岩画是莒文化区崇日文化的文物佐证

综合分析岩画画面内容,此处应该是一个祭坛,祭祀的是太阳,岩画反映出古代东夷人对太阳的崇拜,是研究东夷人崇日的重要证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断定这一点。

首先是岩画所处的总体位置,刻画岩画的“帽盔石”地处马鬐山东南麓,这和同时期其他地区祭祀太阳神的位置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有许多族群有祭日的习俗,祭坛多数设在东南方。例如:北京日坛位于北京城东南方,同处于莒文化区域的尧王城遗址也有一个祭日的地方—天台山,也处于尧王城遗址的东南方,这显然并不是巧合。从天台山出土的文物其年代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由此来综合断定,此处岩画应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岩画,祭祀内容应与太阳有关。

其次从岩画的总体特征来看,岩画是人类早期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 最早的岩画大约出现在四万年前。岩画多数是人类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时代的作品,它是在未经人工修整的自然洞窟、崖壁岩阴或在露天的单个巨石上进行绘、刻、雕制而成的艺术品。岩画多数都表现出与祭祀以及生产生活相关的场面。从此处岩画的总体特征看,其属于多幅画面的组合,体现了天、地、人的关系,通过人踩在“雷”形的圆球上看,与早期对神灵的崇拜有关。综合分析各幅画面内容,此处应与祭祀有关,同时,通过画面的太阳图案来看,应该体现了古代东夷人对太阳神的崇拜。

东夷人崇拜太阳具有很多种表现,此处发现岩画则与其他文物形成互相印证的关系。

(1)日照地区曾经在莒县陵阳河遗址以及尧王城遗址出土过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图像文字—陶文。其中一个文字由“日云山”三部分组成(见图4),该文字在2014年出版的七年级《中国历史》课本上册第41页上半部分刊登,并确定为原始文字。该文字描绘的是五千年前春分和秋分那天,太阳从寺崮山上升起的景观,同时考古专家公认这是日照远古先民崇拜太阳的考古学证据。

(2)日照地区有崇拜太阳的习俗,也可以作为古代东夷人崇日的证据。东夷文化区有多处祭祀太阳的遗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日照天台山就是考古界公认的祭日遗址,在交通不便的原始社会,同一民族有不同的祭日地址也是可以理解的。

(3)莒地有多处以“日”为地名的命名方式。如“日照”即以“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后汉书·方术列传·赵彦》记载:汉代莒有五阳之地: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等,这些地名充分体现了莒人崇拜太阳的遗风。从莒州博物馆馆藏汉代出土墓葬的石阙门上方都雕刻有太阳的图案,从莒地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的祭日活动等方面上看,莒文化区从古至今一直有祭日的习俗,考古专家认为这些岩画正是体现了莒地人民对太阳的崇拜。

三、莒地岩画对东夷文化研究意义重大

这些岩画由莒县博物馆原馆长苏兆庆先生提出前往考察,是其与一行考古专家在2014年4月予以发现的。此前,苏兆庆曾听在中楼镇工作过的宋成泰说马鬐山南麓的石头上有古文字。 据苏兆庆分析,该岩画应为一处祭祀太阳的祭台,与莒县在陵阳河遗址发现的陶文有一定联系,内容均为太阳崇拜。“我分析,这处岩画应为龙山文化时期所作,距今约有4600-4000年。在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莒地发现岩画,其价值与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苏兆庆说。苏兆庆是莒文化研究专家,对莒文化研究深刻而独到,是莒地文明的重要发现者和推广者,因此他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山东地区此前只在平阴县发现农耕文明时期的岩画,尚未发现历史如此悠久的岩画,所以此处岩画具有非常重大的文化意义和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东夷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东夷人有原始的太阳神信仰,这种信仰在民间与上层社会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这种原始的信仰从某个侧面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而东夷人把太阳作为图腾也体现在多个方面,马鬐山东南麓的岩画填补了山东地区从未发现过同时期岩画的空白,对研究东夷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以此为标志,莒县无可争辩成为中国文字的发源地,并将中国文字史上推一千多年。

参考文献:

[1] 鞠志国、范海钧.日照太阳文化初探[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苏兆庆.夷人崇日与秦始皇东巡琅琊[A].琅琊与徐福研究论文集[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3]于省吾. 关于古字研究的若干问题[J]. 文物,1973(02).

(本文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博物馆)

 

 

 

 

                                                 千年追风:一个东夷莒国的源起

编者按
日照文化源远流长,为展现日照远古文化,我们将特邀日照本土学者对日照本土文化进行解读。

柳树营
公元2018年,立春后一场微茫的雪在莒地飘落,一层白暂时掩盖了现实的喧嚣与芜杂。雪落在了浮来山四千年银杏树与孑然封土的莒王墓上,天地苍茫之间,呈现出一种历史的玄远与诡谲。
在新年的时光画轴上,这片苍茫的大地,历史的时空恍然流转,尘封的记忆便激活起来,一直回溯到莒地文明绽放的那第一缕光芒,由此,我们的历史能见度就延伸到了五千多年前……


隔着漫漫时空的重重迷障,一切都遥远得有些迷离,恍如一场大梦,而梦开始的地方呢?
那时,东夷部落曙光初照。暖温带亚湿润性季风气候里,这片承载造化的启蒙之地,地域广袤,生机勃发,风起云涌……
原初的莒人遥遥而来。
最初的“莒”字,是一个很生僻的发音为近“莒”的古字,电脑的字库里,找不到这个字,而今天使用的这个“莒”字,在汉代才被使用。
而一切应该从一个智慧达人而来。
伯益,就是他,黄帝之子少昊的玄孙,一身通灵,精通训鸟训兽术,参与撰写了《山海经》。是他辅佐大禹治理洪水、种植水稻、凿挖水井,推进了农耕文明的发展。
公元前20世纪,伯益被迫卷入大禹与启父子间权力传递的政治漩涡,而被启杀死。此后,禅让制终结,中国进入王朝世袭家天下的统治时期。
伯益被杀之后,其后裔的一支被迫远迁东夷之地,聚居为莒部落,自此繁衍生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筚路蓝缕,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杲杲东方,日出云山,凤鸟翔舞,霞光烂漫。
这是莒地先民的春天,天地一片静美,一声陶质的号角在文明的晨光里吹响,丰饶的莒地,自此一片生机勃勃……
作为伯益后裔的莒地先民,得自优秀基因的传承,在这片土地上,测定节气、兴修水利,发展农耕。农业的发达,粮食的丰足,推动了酿酒业的发展。
当酒被初次酿出,莒地先民该是怎样的激动,因为莒人自此有了与神灵联通的介质。
而一缕初酿的酒香,在莒地飘散开来,这片醺醺然的山河竟有了别一种况味,而此刻的我,竟然也有了些许的醉意。
这时期,陶器也得到了普遍的烧制,凝结着先民智慧的彩陶、蛋壳陶也开始出现。陵阳河遗址与尧王城遗址出土的陶器成为鲜活的历史见证。
而非常要紧的是,当时的莒人拿起刻刀,在陶器上刻下具有表意指向的图像符号后,却成为今天的人们追寻文字起源的历史一环,也为后世留下了中国文字萌芽的雏形与时段。
当这些图形文字重现天日之时,我们再一次看到莒地先民的伟大。
显然,莒地先民的文明已领时代之先。
这是东夷文明的光芒初现,也是华夏文明的一束追光。


公元前1600年,夏朝到了第16代君王桀的时代,此人暴虐荒淫,致使王朝离乱危亡。而蓄势待发的商汤借机崛起,策动鸣条之战,灭夏而代。在今河南商丘建立商朝,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辉煌炫目的光芒与尊崇神秘的器型,辉映着商王朝五百多年的漫漫岁月。
这个时代,以凤鸟与太阳为图腾崇拜的莒部落,便在自我砥砺中日渐强大。至商中后期,王朝起伏,诸侯国窥测暗动。乱世扰攘,有东夷之风的莒人,果决强悍而不拘成法,他们藉此在商王朝之外自立为国了。
可以看到,莒人有自强不息的韧性与审时度势的胆识。东夷莒国,开始在历史浩茫的时空里千年追风,开启了跌宕诡谲曲折前行的命运之旅。
而商王朝到了帝辛时代,这个勇猛残暴、骄奢淫逸的末代君王,重蹈夏桀的覆辙。他对外穷兵黩武,大肆对东夷诸国用兵,致使国力衰微。莒国也在这个时期遭到攻伐,一度失国。
而此时,一个国力雄起的诸侯国正鹰巡虎视,伺机而起。公元前1046年,武王姬发集结诸侯势力,起兵反商,牧野之战发生。纣王兵败,于鹿台(今河南鹤壁)自焚,商朝倾圮,西周建立。
这一年,莒人因参与征伐商纣王的战争有功,周武王便重封少昊后裔兹舆期为莒国第一任国君,封国子爵,都城初在计斤,即现在的胶州市城子村一带。
但为了牵制莒等东夷诸国,武王便封周公于曲阜,为鲁国;封姜尚于营丘,为齐国,三监之乱后,都城又移到了临淄。遂成为自南而北的犄角之势。
公元前9世纪,周厉王时代,王朝暗弱之际,莒国的君主藉此南迁都城,借机整合国力。
距离计斤南去约360余华里,沭河及其支流冲积与滋养的一片平缓地带,泽国良田,水草丰茂,禽鸟飞集。此地东望屋楼,西接浮山,藏风聚气,天宝地灵。
莒国的君主们开始锁定这片区域,着手布局规划。于是,一代莒子以十二里为内城、四十里为外郭,一座新的城池依河而建。新都建成之日,华伟庄严,规制宏大,气象一派巍然。
莒都南迁,这是立国以来的重大事件,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转折。莒国自此摆脱了局促偏狭的统治态势,一个国家新的权力中心屹然崛起,而等待着君王的蓄势待发,有作所为。
“端端雍雍,闻于夏东”。一代莒子腰身舒展,藉天时地利,以振人和,即将迎来春秋莒国中兴的黄金时代……
(作者单位:莒县微电影协会)

 

 

 

                                                    齐鲁文化的根基是东夷文

 

2016-1-21 15:43:14 来源:山东商报

春秋时,山东古国分布

对于“齐鲁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孔孟的儒家思想,或者还有泰山、水浒、聊斋等等文化元素。但如果真正要仔细说一下什么是齐鲁文化、它又是怎样形成的,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具体表述出来。对此,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延常有自己的一番看法。作为在山东考古一线数十年的专业从业者,刘延常认为,齐鲁文化并非是书本里的白纸黑字,而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交融产生的。 记者窦昊

 

文字的不足
自从1988年毕业以来,刘延常一直在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其工作重点一直围绕在商周考古。多年来,刘延常一直与山东各高校及专业机构打交道,见过不少所谓齐鲁文化研究的人与事,但在他看来,这些齐鲁文化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存在不足。“作为文化大省,山东的齐鲁文化研究人员、机构、论文和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虽然不少也引用我们的考古专业的成果。但我阅读他们的著作时往往感到肤浅,因为大部分人只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纯文献进行阐释,而文献本身往往也会存在问题,由此推导出来的结论的可靠性就不言而喻了。”刘延常说。相比较于文字的述说,刘延常认为还是考古发现的器物更有说服力。以山东古国的考证为例。上世纪四十年代曾有学者撰文称,山东地方有60多个古国。“这些古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要想落实,就必须从考古工作的成果来判断。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古国都城遗址、贵族和国君墓葬、铭文青铜器等方式能确定的古国有14个。”刘延常说,如果没有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再详尽那也只是“死”的东西,长期以来疑古派和信古派的争论焦点也是在此。但是考古发现证明了文献的可靠性,救活了文献。
不仅如此,刘延常观察到,有的齐鲁文化研究,其实成了一个筐,只要是有一点关系的,什么都往里装,研究经济比研究文化更多,研究近现代比研究商周要多。搞得齐鲁文化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从广义上来说,可以说山东的一切都能算作齐鲁文化; 狭义来说,则是山东地区以齐国鲁国为核心代表的周代的古代文化。它形成于战国晚期,因为当时几乎只剩下了齐国和鲁国。到了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一说齐鲁就是指山东,儒家地位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刘延常说。
那么齐鲁文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孔子会出现在山东而不是别的地方?对此,刘延常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观察发现,齐鲁文化的根基在东夷文化,之后通过众多文化的交汇融合形成而来。
  被忽视的东夷文化
“山东的东夷文化从文献记载到考古发现的资料都很重要,但是山东高校和考古部门的总是不够重视东夷文化,主要研究力量的不平衡,会加剧对东夷文化的不重视。”刘延常认为,近十年来,山东的商周考古一直没有出很大的成绩,这与专业机构研究、工作重点的不同有不小的关系。
事实上,东夷文化的历史非常久远,其力量也足够强大。早在史前,东夷九种就不断在进行内部的文化融合,之后,其联盟也逐鹿中原,铸就了东夷文化史前阶段的辉煌。后来,东夷文化不断与夏文华、商文化融合,奠定了东方文化的基础。“在武王伐纣之前,东夷文化就已经先后三次与中原文化进行了融合,加上东夷内部融合的动力比其它族群要好,在与周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也加快了融合的脚步。”刘延常说。
商人与东夷人的关系密切,这从大辛庄等地商代遗址能够看得出来。西周建立起来之后,齐国和鲁国被分封过来,姜太公的齐国迅速发展起来,这与之前商人、东夷人的和谐相处的状态是密不可分的。
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夷文化圈中,以莒国的实力最为强大,因此莒文化成为这一时期东夷文化的代表。“莒文化并非就是莒国的文化,其覆盖范围大致是鲁东南地区,沂山以南,蒙山以东一直到大海。包括沂河流域、沭河流域、青岛、诸城、安丘这一些地方。由于文化上军事上不断遭受齐、鲁两国的侵蚀,莒文化发展到战国早期就已经基本消亡,战国中期即被齐文化代替。”刘延常说,“莒文化比齐、鲁文化更有特点,但很长时间以来,研究一直是一片空白。后来,随着鲁东南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修建,大量的莒文化遗址被发现,包括我在内的一批考古工作者因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得以进行莒文化的研究。”
如今,发掘莒故城成为山东考古人下一步的目标。“莒故城到底是什么时期的,至今不确定。还有很多其它问题,都亟待莒故城的发现去解答。”刘延常说。
  动态的齐、秉礼的鲁

早在西周分封之初,齐国的疆域不过方圆百里。虽然至今无法确定其都城营丘的具体位置,但是在如今的临淄周边,发现了特别密集的齐文化遗址。但除此之外,山东多地都有齐文化的遗存。齐国先在公元前690年往东灭掉了纪国,之后继续往东,在公元前567年灭掉了莱国;往西去灭掉了济南这边的谭国,然后齐国越过济水一直往西到达当时的黄河古河。“齐国的发展是动态的,特别是齐桓公形成霸业、大规模向东向西扩张,齐文化的影响范围大大加强。至少在春秋晚期,新泰的周家庄这里,就已经被齐国占领了。然后到战国时期,鲁东南地区诸城、莒县,以及东平湖,景阳冈,长岛列岛,海阳等地都有了齐文化的遗存。”因此齐文化的特征开始变得模糊和复杂。
相比较齐、莒文化,鲁文化带着更多的“中原正宗”的意味。“鲁文化的确是周文化从洛阳、关中那边传过来的,迁徙过来之后代替了鲁地原有的文化。比如陶器的器型发展与齐国完全不一样,但是却与洛阳等地出土的陶器一致,这与文献记载是相符合的。”刘延常说。不仅如此,鲁国贵族的墓葬多反映的是周文化的礼制。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虽然衰落了,但是鲁国仍严格秉持周礼。所以即便它的实力不如周边的齐国等国家,依然有众多国家派高官来朝拜,当齐国想要攻打鲁国时,很多国家都不同意,齐国只好作罢。韩国一个大夫来鲁国参加活动时也感叹鲁国“犹秉周礼”。鲁国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分封时,周边也分封了薛国、滕国等进行拱卫,以防东夷人的武力侵夺以及成为周王朝的文化屏障。甚至连鲁国都城都是建在泗河之上,这样既方便耕种,又有便利的防御条件。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鲁国南面的小邾国、滕、薛等地,确实受鲁文化影响比较大,但它们并不是鲁文化。“鲁南苏北这一块地方,从考古发现来看,它们其实是有个自己单独的小文化圈的,甚至应该单独命名。”刘延常说。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地方的不少墓葬遭到了严重破坏,文物资料遗失很多。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滕侯的墓葬被人盗挖,当地一个村子就有30人因为盗墓被抓。村民们甚至用脸盆盛着大量青铜器、玉器交给当地博物馆。

多国多文化的融合
不仅仅是齐、鲁、莒文化的融合。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长岛的珍珠门发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遗存。由于缺乏相关史料佐证,这一文化被称为珍珠门文化。经过刘延常的实地考察发现,这一文化类型可以扩大到潍河以西、胶东等地,或许是东莱有关。很可能是在东夷文化之外的另一族群的文化遗留,只不过经过商、周的打压,珍珠门文化逐渐萎缩到了胶东半岛东端,成为考古研究上值得探讨的问题。
除了这些山东本土的文化之外,周边的古国也合力促成了齐鲁文化的最终形成。“吴越、楚、晋、秦、燕赵等文化都在历史上与齐鲁等地的文化不断交流与融合,并且留下了大量的遗迹证明。”刘延常说。
比如三家分晋之后,赵国和魏国的兵器在山东出土,齐国早期伐山戎救燕国以及后来的乐毅伐齐,都留下了大量的军事遗存。甚至长岛那里还出土了燕国的戈。吴国的北伐、越国灭吴以及后来的楚国,都对山东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薛国往南受楚文化、东南江南文化影响,这是个文化交汇区。而且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东西与文献资料的记录都相吻合,能正好联系起来。”
正是有这么多文化与古国的不断交流融合,于是形成了周代整个山东地区文化的大发展,其流变与传承涌现了众多青史留名的人物。以孔子为例,他就是在社会大转型的时期,对尧舜禹汤文武进行了一番总结,希望克己复礼回到周王室的统治,进而创立了儒家学说。也正是因为思想的复杂与活跃,在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便四散各地,形成了众多学派,比如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法等等。至今,稷下学宫那种自由、活跃、形态各异的思想碰撞的情景无法再现,这是与大的时代背景吻合的。进入汉代以后,经过与各家文化、思想的反复融合,最终儒家被确立起来,上升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而这背后,是扎根于东夷文化的早期发展,齐、鲁、莒文化的相互融合,以及山东周边古国的交流,共同催生了齐鲁文化。

 

 

 

                                                       什么是“古东夷人”?

 

《上古先汉民族史》系列

禹在位时期,先夏国接替古虞国,成为夷羌联盟的新霸主,但不久之后,一个来自东方的强大部族就向先夏国发起了挑战。

挑战先夏国霸主之位的,是来自山东丘陵的「古东夷人」部族。

4200年前左右,黄泛带频发的洪水使「高阳氏」「古辛国」为首的己姓、风姓方国实力衰落,夷羌联盟的霸权转移到临汾盆地的「古唐国」手中。

古唐国取得霸权的原因,一是处在西部高地,很少遭遇洪水的袭击,二是率先发明并普及了打井技术,使古唐国的人口物资领先其他部族。

相比之下,处在泰沂山脉两麓的「古东夷人」,虽然也没有遭受洪灾,但因为打井技术没有普及,部族实力只与没有称霸前的古虞国、先夏部族相当。

不过当打井技术也普及以后,「古东夷人」各个部族的实力也迅速提升,尤其是没有遭遇洪灾的部族。

山东地区的古东夷部族,由于山脉与河流的分割,分布在六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最东部是山东半岛,北临渤海,东南临黄海,又叫作「胶东半岛」。

胶东半岛的地势呈西低东高,中东部是海拔普遍在100米以上、平均在200米左右的丘陵地区,西部则是海拔大部分低于10米的低洼平原。

这片低洼平原,东临胶东丘陵,西靠沂山,南靠五莲山,北临渤海,东南通过胶州湾濒临黄海,是一个半封闭的盆地。因为胶河、莱河穿盆地而过,因此被称为「胶莱盆地」。

在今天,胶莱盆地是山东农蔬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在中古时代,胶莱盆地的地势一样适合农业,是山东人口稠密的地区,汉朝的「青州刺史部」便是以这个地区为核心,而齐国的都城临淄,便位于盆地的西部边缘。

不过在上古时期,尤其是更早的4000多年前,地势低平的胶莱盆地,在中心区域形成了一条狭长的沼泽带。这条沼泽带在仰韶温暖期内,甚至被上涨的海平面淹没,形成滨海的滩涂湿地。

只有石器工具的古东夷人,显然还不具备排干大沼泽的能力。因而,胶莱盆地也就把胶东半岛与山东其他地区隔离出去,形成一块半独立的版块。

在胶东半岛生活的部落群,被称作「嵎夷」,他们因远离中原地区,很少参与到夷羌各部族的纷争中。在沂蒙山脉周边古东夷人的早期农业文化「北辛文化」出现时,「嵎夷」还处在渔猎时代,他们的文化被称作「白石文化」。这是一种典型的滨海渔猎文化,海贝在他们的遗址中遗留得非常丰富。

不过,沼泽在上古时期虽然难以定居从事农业,但却并不能阻止「文化」的传播。6000年前左右,发源于泰沂山脉西南麓的「大汶口文化」传播到来胶东半岛,嵎夷的各个部落开始使用西部族群的陶器,种植粟和水稻,饲养家猪,形成有别于「大汶口文化」的「邱家庄文化」,5000年前左右,又演变成「北庄文化」。

4500年前,嬴姓方国成为夷羌联盟的霸主,他们先进的黑陶技术也迅速席卷华北地区,同化了河北走廊、中原地区、汾渭盆地的文化,胶东半岛也不例外。嵎夷各部的「北庄文化」被黑陶「龙山文化」彻底同化,形成「龙山文化杨家圈类型」。

4000年前左右,黑陶文化迅速衰落,整个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演变成「岳石文化」,嵎夷的「龙山文化杨家圈类型」也演变成了「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

上古时代,嵎夷的故事并不多,他们辉煌的历史要从4000年前左右再往后1500年。时值春秋时期,齐国攻灭胶东半岛上的莱国,部分嵎夷渡海迁徙到朝鲜半岛,成为「三韩」部落的一份子。200年后,嵎夷与三韩、东濊、沃沮等族群又渡海抵达日本,成为日本人历史中的「弥生人」,形成和族的前身。

嵎夷后来的历史并不是我们现在解读的重点,让我们回到山东地区,齐国攻灭的莱国,又来自哪里呢?

莱国的建立者,就是嵎夷的西邻——胶莱盆地西部的「莱夷」部族。

上古时期,胶莱盆地虽然沼泽广布,但西部靠近沂山的东北麓、鲁山北麓的潍河、淄河流域,海拔相对较高,适宜原始农业。古东夷人早在8500年前,就在这里定居从事原始农业,开创了古东夷人最早的农业文化——「后李文化」。

淄潍河流域南依泰沂山脉中的鲁山、沂山、五莲山,东临胶莱盆地沼泽区,北临古济水,而古济水以北则是北黄泛带沼泽区,只有西面可以与泰山以北的「岱北平原」相接。不过即便是西面,也有一条山脉阻隔。

在今天的邹平、章丘两县交接处,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山脉,南部与泰山相隔10余公里,北部恰好抵达古济水南岸。这座山脉称作「山东长白山」,在上古时代,它是「岱北平原」与「淄潍河流域」的分割线。

因此,淄潍河流域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生活在这里的古东夷人各部落,逐渐形成一个部族,称作「莱夷」。他们的文化,在4500-4000年前,被称作「龙山文化姚官庄类型」,在4000-3500年前,被称作「岳石文化郝家庄类型」。

莱夷部族除了通过西侧的「长白山口」与岱北的古东夷人交流外,还可以通过沂山与五莲山之间平缓的丘陵区,与南面「沂沭河谷」的族群互相往来。莱夷人的「后李文化」,正是通过这里,影响到沂沭河谷,从而演化出覆盖泰沂山脉四周的「北辛文化」。

大图模式

沂沭河谷得名于沂水沭水两条河流。起源于泰沂山脉南麓的沂沭二水,向南注入泗水(今宿迁骆马湖一带古黄河河道),并汇入淮河下游河道(古黄河苏北河道)。在二水的中上游地区,北靠鲁山、沂山,东临五莲山和黄海,西靠蒙山与尼山,形成三面环山,一面临河的谷地。

由于上古时,苏北的海岸线远比今天更往内陆,而且苏北地区在南宋「黄河夺淮」之前,因缺乏泥沙沉积,地势非常低洼,形成濒海而且临河的沼泽区。

因此,生活在这里的古东夷人,也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立的族群。他们的文化遗址表现出对太阳的崇拜,因此,很有可能是传说记载的「九夷」中的「阳夷」。

4500年前左右,沂沭河谷西侧的嬴姓方国强大起来,他们的族人穿过蒙山与尼山之间的山谷通道,进入沂沭河谷的西北部,并在那里建立了几个方国,比如费国和莒国。

但阳夷依然占据了沂沭河谷的大部分领地,他们的部族首领,在河谷东部、五莲山南的黄海之滨,建造了一座大型「王城」。

这座「王城」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00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加上周边的居民区,一共56万平方米。在当时,先夏人70万平方米的「新砦古城」出现之前,这座古城仅次于西方临汾盆地古唐国的都邑——20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如果考虑到这座古城修建的时间比陶寺古城更早,4600年前就已经修建,那么在最初的时间内(4600-4100年前),它可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古城。

这就是日照境内出土的「尧王城古城」。考古界早期将它张冠李戴命名为「尧王城」,但实际上它是古东夷人中阳夷的都邑。

在龙山时代(4500-4000年前),阳夷的文化被称作「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4000年前左右,黑陶文化迅速衰落,山东「龙山文化」演变成「岳石文化」,阳夷的文化演变成「岳石文化土城类型」。

隔着蒙山和尼山,沂沭河谷的西侧,就是嬴姓方国的起源地,泰沂山脉西麓的「泗上」地区了。

泗上地区东北靠泰山、鲁山,与岱北平原相隔,东隔蒙山尼山与沂沭河谷的阳夷相望,西北临济水,西临泗水。济水以北、泗水以西,都是黄泛带沼泽区,因而,泗上地区在早期农业时代,也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生活在这里的嬴姓方国,便是黑陶文化的开创者。他们崇拜玄鸟,以玄鸟为图腾。说玄鸟很多人都不知道,但如果说燕子,几乎没人不知道。

燕子黑色,因而泗上地区的夷人便崇尚黑色,并把这种审美用到陶器上,偏爱黑陶。他们尚黑的习俗甚至流传到两千年后,他们的后裔——崇尚黑色穿着的秦国王室。

除了尚黑以外,他们还以「燕」为族群的标志,形成燕姓。上古无文字,嬴、燕、奄、郾、偃、匽等字同字同义。商国时代有文字之后,才用不同的字来区分鸟名、姓氏、国名和地名。

因此,泗上地区的嬴姓方国,极有可能是传说记载的「九夷」中的「玄夷」。他们的文化,在4500-4000年前,被称作「龙山文化尹家城类型」,4000年前左右,演变成「岳石文化尹家城类型」。

不过当5000年前气候变干冷之后,黄泛带沼泽区开始干涸,泗上地区的玄夷和其他古东夷人族群往西扩张,泗上地区与中原得以连成一片。

迁入南黄泛区的族群,以古辛国为首的风姓夷人为主,他们可能就是传说的「九夷」中的「风夷」。

龙山文化时代,风夷的文化是「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4000年前左右,演变成「岳石文化安丘固堆类型」。

经历过4200-4000年前的「大洪水」时代,泗上地区以西的黄泛区重新沼泽化。4000年前左右气候好转,先夏人「治水」又使得黄河北流,南黄泛带沼泽区再次干涸,重新出现在玄夷面前的,却已经是「统一」了的先夏国了。

一个「统一」了而不再是部落林立的先夏国,对于玄夷来说,除了「治水」的功劳以外,更多的就是威胁了。

文初提到,在普及打井技术前,未遭遇洪水的古东夷人各部,实力只与未称霸前的古虞国、先夏部族相当。而当普及了打井技术之后,古东夷人的实力就开始反超西方的东羌人各部了。

泗上地区的面积,接近3万平方公里,拥有30多个部落,50多万人口,与先夏国相当。此外,玄夷在沂沭河谷、豫东地区还有莒、费、江、黄、葛等方国,整体实力比先夏国还要强大。

如此强大玄夷部族,率先发起了对先夏国霸权的挑战。面对这场挑战,先夏国能坐稳霸主之位吗?下节继续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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